陈芸走后，我的魂就永远留在了上海的那个冬天。

她在信里说，她会化作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守着我。可我根本不敢抬头看天，我怕只要看一眼，那铺天盖地的绝望就会把我彻底淹没。我只能把自己灌得烂醉，像一具行尸走肉般在街头游荡，试图用高浓度的酒精麻痹那种连呼吸都在痛的窒息感。

那天晚上，我又喝断了片。在路灯昏黄的街角，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拖着行李箱的背影。那个身形、那个轮廓，太像她了。我像疯了一样，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死死拽住她的胳膊，绝望又贪婪地喊着“亲爱的”。

迎接我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揍。那个女孩像是一头暴怒的小狮子，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失恋的泄愤与失去亲人的悲痛，生生把我踹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警察核对了身份，她告诉我她叫陈艳，是芸芸那个刚在国外分手、被芸芸从小宠到大的亲妹妹。

因为把我打得太惨，陈艳大概出于人道主义和内疚，硬着头皮在医院照顾了我大半个月。住院的那段日子，我们俩像两只失去防空洞的刺猬，谁也不理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乡下陪阿姨，也不在乎她留在城里有什么打算。

我每天唯一盼望的，就是出院。

我想回家。

出院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随时会压下来。双腿犹如灌了铅一般沉重，却又不受控制地想要往回走。因为我心里明白，那个家里，少了一个推开门就能看到的熟悉身影。

当我颤抖着手拿出钥匙，转动那扇贴着“早生贵子”褪色喜字的防盗门时，我那颗在医院里死了大半个月的心，突然狂跳起来。

我多希望推开门的那一瞬间，能看到熟悉的她正在厨房忙碌；多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依偎在沙发上看电视。

门开了。空气里浮动着细小的灰尘，混杂着陈芸常用的那股熟悉的栀子花洗衣液的味道，不讲理地直直撞进我的肺里。

我的眼眶瞬间酸了，脑海里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疯长，根本压抑不住。

我看向厨房，仿佛还能看到她穿着那件带着小熊图案的围裙，拿着汤勺转过头，眉眼弯弯地冲我喊：“张成，排骨汤熬好啦，快拿碗！”

我看向客厅的沙发，仿佛还能看到她像只慵懒的猫一样蜷缩在那里，怀里抱着薯片，一边看着恐怖片，一边吓得往我怀里钻，娇嗔地抱怨：“张成，这剧太吓人了，你快搂着我！”

还有玄关处那一正一反踢掉的兔子拖鞋，茶几上那本看了一半倒扣着的小说，以及搭在沙发扶手上那件她最爱的针织衫……

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完完整整地停留在她去武汉支援的那一天。杂乱，却温馨得让人想放声大哭。

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只要这屋子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骗自己：她没有走，她只是去外地出差了。就像以前无数次那样，也许明天早上，也许今天深夜，她就会带着一身疲惫推开门，扑进我怀里，软糯地说一句：“张成，我好累哦。”

过往的场景犹如老电影，在脑海里一刻不停地循环播放。

我不敢再看陈艳在这间屋子里的活动轨迹，我怕多一个人的气息，就会挤走芸芸留下的痕迹。我像个逃避现实的懦夫一样，径直冲进次卧，“砰”地一声死死关上门。

我把自己重重地砸在床上，贪婪地呼吸着枕头上属于她的气息，沉沉地睡了过去。

直到客厅里突然传来“啪”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其实并不大，却像一根冰冷的钢钉，直直地钉进我的太阳穴。

我猛地睁开眼，连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冲了出去。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眼前的景象瞬间将我凌迟。

没有了。全都没了。

茶几被擦得反光，倒扣的小说被收进了书架；沙发上那件仿佛还带着她体温的针织衫不见了；玄关处那双乱丢的兔子拖鞋，也被整整齐齐地收进了鞋柜。

取而代之的，是刺鼻的柠檬味洗洁精和消毒水的味道。那股属于陈芸的、让我赖以生存的栀子花香，被彻底驱散了。

这种一尘不染的干净，这种物归原处的整洁，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活生生切开了我给自己缝合的幻境。它在残忍地向我宣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不是出差，这些东西的主人，再也用不上它们了。

陈艳的收拾，把我从那个“她随时会回来”的美梦里，粗暴地拽回了现实，逼着我直视一具名为“陈芸已死”的惨烈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