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

苏婉宁说过，血脉记忆共鸣需要有血缘关系才能传递。

我能梦见她，说明我和她一定有血缘关系。

我盯着这个问题看了一会儿，没有答案，于是暂时放下，另起一行。

李飞。我在他下面列出我知道的信息：

和我外公认识，一九六〇年在同一个工地上待过两个月。

一九七〇被下放到西望村，发现地下祭祀坑，一直在秘密调查。

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给我母亲写了七封信，给我母亲写了七封信。

苏婉宁说他后来被送到柳河县职工医院，一九八六年去世了。

我在“李飞”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认识？”，然后打了一个问号。又在“李飞”和“陈鹤年”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同事，一九六〇”。

接下来是我的外祖父。陈鹤年。我在他下面写道：从前是工兵，会画图纸，一九六〇年被叫去参加一个工程，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九七〇年去世。留下了一张图纸，背面写着“入口不在黑水沟，在井里”。

然后是我母亲。陈秀兰。

我在她下面写道：李飞把七封信寄给她保管，她把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她把陈月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苏婉宁说一九八六年把李飞的手札交给了她。

笔尖顿了顿，又写上“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关于西望村的事。

写完这些，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母亲收到李飞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是一九七五年。那一年她三十岁，我刚满六岁。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丈夫早就跑了，娘家只有一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父亲。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害怕吗？她有没有想过要去西望村找他？她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去？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接下来，是苏婉宁。我在“苏婉宁”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照顾过他，一九八六年”。在“苏婉宁”和“陈秀兰”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见过面，一九八六年”。

赵磊。我在“赵磊”和“赵大壮”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养父子”。在“赵大壮”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夫妻”。在“赵大壮”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朋友”。

然后我又在“赵磊”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下另一个问题：他到底知道多少？

他说“不少”。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他说等他确认一些事情之后才能给我看资料。他要确认什么？

确认我是不是值得信任？还是确认他自己是不是应该插手这件事？

我放下铅笔，看着速写本上这张越来越密的关系网。线条交错，名字重叠，有些地方连得很紧，有些地方空着一大片。我盯着那些空白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铅笔，在最上方写下最后一个名字。

陈时桉。

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它写在了这张图中间偏左的位置，然后在它周围画了一个圈。从我的名字出发，拉出一条线连到“陈秀兰”——母女。再拉出一条线连到“陈鹤年”——祖孙。然后再拉出一条线，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连到哪里。

这条线应该连到“陈月”。

但我还不知道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放下铅笔，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这张画满了名字和线条的纸。它像一张还没完成的地图，有些区域标注得密密麻麻，有些区域还是一片空白。但至少，我现在能看到整张图的轮廓了。

而且我也看到了，那些空白的地方，那些缺失的连线，指向同一个人——

赵磊。

因为他手里有我需要的资料，因为他养父是陈月的丈夫，因为他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既能连接过去又能连接现在的人。

我拿起手机，翻到赵磊的号码，点开短信对话框。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然后我打了第三遍：

“赵老师，我昨天又画了画。方便的话，想请您看看。”

发送。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盯着屏幕。过了大概五六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放下手机，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速写本摊开在膝盖上，上面画满了名字和线条。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连在一起，和那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连在一起。

但至少，我已经知道那些空白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