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我基本上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
身体像被榨干了一样酸软,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但脑子不肯停。
那个梦的画面一段一段地往我眼前跳,像幻灯片一样循环播放,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就是一遍一遍地放。
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鸟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清脆而固执。我听着那些鸟叫,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睡着了。
我坐了起来,后背的睡衣湿了一片。下床,去厨房倒了一杯凉水,站在窗边一口一口地喝完。
楼下的街道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层灰白色的光,天就要亮了。
我站在窗边,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变亮。那个梦还在我脑子里转,但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赶走了。
我知道它不会走。它会在那里,一直提醒我——
梦里的那个女人,她叫陈月。
她死了。
而且她死之前,正在被人追捕。
六点一刻,我拿起手机,拨了教导主任的号码,请了假。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知道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件事——把母亲藏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我翻遍了书架、衣柜、床底下的纸箱、厨房的抽屉、玄关鞋柜上的杂物筐。
没有,没有,没有。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梳妆台上那个针线盒上。
铁皮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油漆已经磨掉了一半。我把它拿过来,打开盖子,把里面的针线、纽扣、顶针一样一样拿出来。
盒子空了。什么都没有。
我正准备把它放回去的时候,注意到盒盖内侧有一小块医用胶带,边缘微微翘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揭下来。
胶带下面贴着一张照片。
很小的照片,比一寸照大不了多少,黑白,边角已经泛黄了。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站在一棵树前面,微微笑着。她的笑容很淡,像是拍照的人喊她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嘴角刚扬起来就定格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字迹很小,有些模糊了:
“陈月。”
我用指尖捏着那张照片,在地板上坐了很久。
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二十岁。但那双眼睛我认识——我在梦里见过它们。
这是陈月。年轻时候的陈月。还没有嫁给赵大壮的陈月。还没有因为难产死去的陈月。
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的盖子里面,用胶带贴着,藏了这么多年。
我坐了一会儿,伸手拿过茶几下面的速写本和铅笔。
翻开第一页,在中间写下两个字:陈月。
我在她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开始写我知道的事。
女性,去世时二十七岁,嫁给了赵大壮,有两个孩子,住在村东高坡上的新房子里。
认识孙德厚,认识马奎,认识刘铁柱。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藏了很多年。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母亲为什么要藏她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听母亲提起过“陈月”这个名字。家里没有任何一张她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份提到她的文件。
像是被刻意从家族记忆里抹掉了一样。但母亲又舍不得彻底扔掉那张照片,所以把它藏在针线盒盖里,每天都能看到,却从来不提。
我在“陈月”旁边画了一个圈,拉出一条线,写下一个问题:她和我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