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启九年的腊月十三，清晨，京城下了一场大雪。他赶到凤仪宫的时候，她已经靠在床头，穿好了那件鹅黄色的春衫——他让尚衣局做的那件。头发散落在肩上，没有梳髻，没有插簪。素净得像她刚来盛朝的那一天。

她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怕，没有厌恶，没有恐惧，没有他以前在她眼中见过的任何一种情绪。那双眼睛里只有一种安静的、释然的、像雪落在地上一样的东西。

他忽然脚底发虚。那种失重感又来了，比任何一次都强烈，强烈到他觉得脚下的地面不是地面，是一层薄薄的冰，冰下面是万丈深渊，他随时都会掉下去，粉身碎骨。

他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块从深井里捞出来的石头。他将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捂热它，但捂不热。她的体温在一点一点地流失，像沙漏里的沙，留不住，抓不牢。

“寡人让他们去找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北疆的雪莲，南疆的蛊医，海外的仙山。不管多远，不管多难，寡人让人去找了。”

她看着他，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像一声还没有出口就已经消散在风中的叹息。“别找了，”她说，“找不到了。”

“你恨寡人。”他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恨过。很恨过。恨到想杀了你，恨到想杀了自己。”她顿了顿，“但恨一个人太累了。恨了你六年，我累了。我不想再恨了。”

他听着这些话，眼眶红了。没有哭，他很久以前就不会哭了。但眼眶红了，红得像五年前她生下两个孩子那天的朝霞。

“又灯，”他叫她的名字，声音终于碎了，“寡人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杀了不该杀的人，信了不该信的人，做了不该做的决定。寡人把你锁在这里，给你下蛊，杀了你最在意的人——寡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把你往外推。但寡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寡人只会这些。没有人教过寡人别的。”

她听着他的话，看了他很久。然后她说：“你知道吗，你做的面，后来做得很好吃了。比御膳房的还好吃。”

他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寡人明天再做。”

她看着窗外的雪，轻轻地说：“明天，吃不到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在责怪他，不是在控诉他，不是在表达遗憾。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像在说“今天下了很大的雪”“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她走了。

他的手还握着她的手，但那只手已经没有了任何温度。从冰凉变成了冰冷，从冰冷变成了一件不属于任何人的、没有生命的东西。

他握着它，从清晨握到正午，从正午握到黄昏，从黄昏握到深夜。青禾跪在殿门外，抱着两个孩子，哭得发不出声音。他听到钟离恶的哭声，细细的，像小猫叫。他听到钟离厌没有说话——那个孩子从来不哭，和他一样。

他握着那只冰冷的手，忽然想起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小到他自己都以为早就忘了。

四年前，妫又灯还怀着两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御花园的梅林里看梅花。他陪着她去。她站在梅花树下，仰着头看那些红艳艳的花瓣上的积雪，鼻尖冻得红红的，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像一小团一小团的云。

她看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冻僵了。然后她忽然伸出手，从树枝上捧了一捧雪，转过身，砸在他脸上。

他愣住了。她笑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对他笑。

他那时候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下下一次，很多很多次。他以为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学，慢慢改，慢慢把那株菟丝花从她脚踝上解下来，重新种回土里，让它自己长出根来。

他以为他可以变成一个有根的人。一个不需要缠着别人才能活下去的人。一个可以说“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的人。一个可以配得上她的人。

他以为他有时间。

他没有。

承启十年，二月初八。她走后的第五十七天。

他在御书房坐了一整天。批完了案上所有的奏章——不是因为他勤政，是因为他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会想她，想她就会去凤仪宫，去凤仪宫就会看到那张空荡荡的床、那个没有人的妆台、那个靠着看窗外的枕头。

枕头里还有桂花的香气。青禾每隔几天就会换新的干桂花，她说“娘娘喜欢这个味道”。好像她还在，好像她只是出了远门，好像她明天就会回来。

她不会回来了。他知道。

傍晚，青禾端着一碗面来了。不是他做的，是她做的。“陛下，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她的声音很小，小到像怕惊动什么。

他看了一眼那碗面。清汤，细面，几片青菜叶子，一个荷包蛋。荷包蛋煎得圆圆的，蛋黄像一个小小的金色的太阳。不是他做的，但和他做的很像。青禾一直在学他煎蛋的方式、煮面的火候、切葱花的粗细。

她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青禾做的每一碗面，都是在替她看着他——怕他不吃饭，怕他饿着，怕他把自己熬成一盏没有油的灯。

他端起那碗面，吃了。一口，两口，三口，一碗，连汤都喝完了。和她一样的习惯——她每次都把汤喝得干干净净，碗底只剩下一小滩金色的油花。

他放下碗，看着空碗，看了很久。

“青禾，”他说，“以后不用送了。”

青禾跪在地上，低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她没有哭出声，但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青石板上。

“把两个孩子照顾好，”他说，“不要让他们学朕。”

他用了“朕”。不是“寡人”，不是“我”，是“朕”。这是他最后一次用这个自称。以后不会再用了。

深夜，他回到乾清宫。没有批奏章，没有看折子，只是坐在龙椅上。

面前摊着一张纸，左上角压着白玉镇纸，右上角搁着那支笔尖已经有些分叉的狼毫笔。窗外没有雪，二月初八的夜，风已经暖了。春天要来了。

春天是她的季节。她来到盛朝是在春天，封后是在春天，生下两个孩子是在春天。她走是在冬天。春天还没来，她就走了。

她没有等到春天。他也没有等到她。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的手不再发抖了。他的脚不再发虚了。那种踩在棉花上的、随时会掉进万丈深渊的失重感，在写下这行字之后，忽然消失了。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杀过很多人，也煎过很多个荷包蛋。沾过血，也沾过面粉。握过刀，也握过她的手。他不知道哪双手才是他的。也许两双都是。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手。

但他知道一件事——她在那行字的尽头。在那张泛黄的、边角磨损的、折痕深得快要断裂的信纸的尽头。在那个歪歪扭扭的笑脸的尽头。在“既来之则安之”的尽头。在春天的尽头。

他在去找她的路上了。

菟丝花离开了宿主，会枯死。但菟丝花不会因为枯死就不想缠上去。它只是想缠上去。

从它第一次看到那株植物的那一刻起，它就只是想缠上去。不是因为它坏，不是因为它自私，不是因为任何可以言说的理由。只是因为它是菟丝花。

没有根，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爱。只会缠。

这是他这辈子唯一学会的事。也是他唯一不后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