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
A大遗传学系的新生入学教育在开学第一周的周三上午举行。每年这个时候，系主任都会带着新生参观学院的历史长廊。长廊的尽头是一整面校友墙，上面挂着从A大遗传学系走出去的所有杰出校友的照片——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院士，有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过封面论文的学者。照片按照年代排列，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这面墙的最左边，挂着一张与众不同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白化症少女，白色的长发，红色的眼瞳，穿着第四中学蓝白相间的校服，蹲在天台水泥护栏上。她的身后是灰扑扑的教学楼和光秃秃的梧桐树，校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随时要被吹走的塑料袋。照片下面有一行烫金的字：
“宋荔（1977-2058），遗传学家，A大遗传学系终身教授。全球首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长期嵌合稳定性追踪研究的发起者与完成者。其建立的‘罕见病移植预后数据库’覆盖全球二十余万病例，拯救患者逾万人。她的研究始于自身——一例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受者，也是该研究的第一例样本（n=1）。”
每年都有新生站在这张照片前面问同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她的照片不是穿白大褂的？为什么是天台上的这张？”带队的系主任每年都会回答同一句话：“因为那是她故事开始的地方。她自己选的。”
新生们通常会在这张照片前停留几分钟，然后跟着队伍继续往前走。但今年有一个女生没有走。她站在照片前面，仰着头看了很久。她留着短发，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刚领到的遗传学教材。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下方那行字上——“她的研究始于自身”。她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轻轻动了一下，不是感动，是一种被某种遥远的、尚未谋面的东西击中的感觉。
她掏出手机，拍下了那张照片。
同一年秋天，国家篮球博物馆的“传奇球员”展厅里，周渡的展区正式对外开放。展区的正中央是一件七号球衣——白色的，胸前印着国家队队徽，背面印着“ZHOU DU”。球衣旁边是一个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着他职业生涯中使用过的所有护腕。从最旧的那个“打篮球别受伤”开始，到“20+5+5”，到“25+5+5”，到“亚洲最佳”，到“MVP”，到“继续跑”——一共十几个，按照时间顺序排成一个圆圈。每一个护腕都磨得起了毛边，每一个内侧的刺绣字迹都模糊不清，但每一个旁边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用工整的字迹标注着这个护腕的来历。
最旧的那个护腕旁边的卡片上写着：“1994年，女友宋荔绣。她当时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五分之一，绣这行字时手指被针扎破多次。她说‘打篮球别受伤’，但‘伤’字缺了最后一笔。不是忘了绣——是她觉得，缺一笔就不会真的受伤。”
最中心的那个护腕旁边的卡片上写着：“最后一枚。内侧绣‘跑’。这是她走之前绣的最后一个护腕。没有主语，没有宾语，只有一个动词。她说——跑就够了，方向我早就知道。”
展区开放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头发花白的老球迷，有穿着周渡球衣的年轻人，有几个曾经在他青训队里练球、如今已经退役的中年人。秦川也来了。他的背驼了，走路需要拄拐杖，但他穿着整洁的深蓝色套装，腰板挺得笔直。他在展柜前站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护腕陈列完整。所有数据均已归档。”他把本子合上，转身走出展厅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张巨幅照片——周渡在球场上投进绝杀之后，穿过三千人的欢呼声跑向看台最后一排。照片没有拍到那一排坐着谁，但所有人都知道。
同年冬天，陆知行的手稿被学术界重新发现。起因是A大遗传学系在整理档案仓库时，发现了一整箱标注着“私人文件”的笔记本。箱子里的笔记本按年份排列，从陆知行高二那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每一本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据、图表、批注和观察记录。研究对象只有一个——宋荔。
这批手稿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些复杂的数据分析，而是一张手绘的步数曲线图。横轴是时间，从移植后第一天到移植后第六十一年。纵轴是步数，从零步到八千步。曲线在最初的几个月是平的，然后缓慢上升，到了第六个月出现第一个陡峭的拐角，之后一路攀升，贯穿了整整六十一年。曲线的末端标注着一个数字和一个日期，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今日步数：因卧床减少。但仍在。”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这张跨越六十一年的步数曲线图旁边，陆知行写了一段话。字迹苍老但工整，看得出是晚年所写：“我记录了她的步数六十一年。从零步到八千步，每一步我都知道。我捐赠的造血干细胞在她体内稳定嵌合了六十一年，嵌合率始终维持在97%以上。这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项实验。但实验报告里没有写的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原因很简单：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她用一生证明了一件事——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能延伸到多远。她的生命延伸到了我身上，延伸到了周渡身上，延伸到了二十万病人身上，延伸到了每一个读过她论文、听过她讲课、被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身上。我只是一名记录者。而她，是那个走路的人。”
这本手稿被整理出版，书名由编委会一致决定——《步数：陆知行手稿选编》。扉页上印着那张步数曲线图的原版照片，封底印着宋荔在天台上那张照片的缩小版。两本书被并排放在A大图书馆“珍本藏书”展厅里，与宋荔的博士论文合订本、周渡的签名球衣、以及一幅由历届学生共同捐赠的油画摆在一起。那幅油画画的是一棵银杏树，树下站着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最前面是一个白化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她旁边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手里拿着一支笔。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谁，虽然画面里的面孔已经模糊了，但银杏树的叶子还是金黄色的，每一片都画得很仔细。
在更远的地方，第四中学的校友纪念馆里，宋荔和周渡的名字被并排刻在一面墙上。那面墙叫“星光墙”，专门用来纪念从四中走出去的杰出校友。宋荔的名字下面是“遗传学家，A大终身教授”，周渡的名字下面是“中国男篮功勋球员，多次亚洲冠军”。但不知道是谁，在两行字的中间刻了很小很小的一行字，需要凑近了才能看清。那行字不是官方的，是某个学生偷偷刻的，笔迹歪歪扭扭，像是一个还不习惯用刻刀的人写的——“他和她，是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