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顾深寒的母亲林婉清打来了电话。

那天是周四，顾深寒在花店。林星晚出去送花了，店里只有他和团团。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枝洋甘菊——不是在工作，是在发呆。他把那枝洋甘菊从花瓶里抽出来，看了几秒，又插回去。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三次，像一个被设置成循环播放的程序。

手机震动了。

屏幕上显示“母亲”。

顾深寒看着这两个字，没有接。不是不想接，是需要时间——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他都需要时间。时间用来做什么？用来把自己从“花店角落里的人”切换成“顾家的儿子”。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大到像换了一个人。在花店，他是安静的、放松的、允许自己发呆的。在顾家，他是紧绷的、防备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先在心里过三遍的。

电话震动了很久，停了。然后又一次震动，这一次是消息。

“这周六回家吃饭。你爸爸也在。”

顾深寒看着这条消息。他爸爸也在——这意味着不是普通的家宴，是有事要说。他父亲顾承泽一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每次“也在”都意味着有事情要宣布。上一次“也在”是宣布要分拆出售公司，上上次“也在”是告诉他“我和你妈不会离婚，但也不会住在一起”，上上上次是宣布他母亲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他回了两个字：“知道。”

没有说“好”，没有说“我会去”，只说了“知道”。因为“知道”不是承诺，只是确认收到了信息。这是他多年来学会的与母亲沟通的方式——不承诺，不拒绝，不表达任何可以被抓住把柄的情绪。像打乒乓球，只挡不攻，不让球落地，但也绝不扣杀。

林星晚送花回来的时候，看到顾深寒坐在角落里，手里没有花，没有咖啡，没有手机。他只是坐着，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悬铃木，表情和平时一样，但林星晚看了一眼就知道——不对。

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他的坐姿没有变，呼吸没有变，甚至连眼神都和平时差不多。但林星晚认识他够久了，久到她能感知到一种不属于视觉的信息。那种信息不是通过眼睛看到的，是通过皮肤、通过空气、通过花店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磁场变化感受到的。就像动物能在地震前感知到地面的微震，她能在顾深寒沉默里感知到风暴的雏形。

“怎么了？”她把外卖袋放在吧台上，走到他面前。

“没事。”

“你每次说没事的时候，就是有事。”

顾深寒抬头看着她。她站在他面前，摘掉了围巾，脸颊被外面的冷风吹得有些发红。她手里还拿着送花时戴的那副毛线手套，黑色的，手指处磨得有些发白了。她把手套塞进外套口袋里，等着他回答。

“周六要回家吃饭。”他说。

“回家吃饭不是很正常吗？”

“我家不正常。”

林星晚蹲下来，和他平视。她蹲下来的动作很快，膝盖着地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响，她没有在意，眼睛一直看着他的眼睛。

“你不想去？”她问。

“不想。”

“那就不去。”

顾深寒看着她，有一瞬间他几乎相信了“不去”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因为她说的语气太正常了，正常到好像“不去”和“去”是两个平等的、可以自由选择的对等选项。但在他的世界里，这两个选项从来不对等。“不去”的代价太大了——母亲的沉默、父亲的失望、家族里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亲戚在背后说的闲话。这些代价不是用金钱衡量的，是用情绪衡量的。而他的情绪账户，在二十八年的透支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余额可以支付了。

“我去了。”顾深寒说。

林星晚没有说“那你小心点”或者“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她知道这些话太轻了，轻到像在伤口上贴一张创可贴——创可贴是好的，但伤口在骨头里。她只是站起来，走到工作间，拿了一枝洋甘菊，插在他外套的口袋里。白色的花瓣从深灰色的大衣口袋里露出来，像一个很小的、无声的、但很确定的信号。

“带着它。”她说。

顾深寒低头看着口袋里那枝洋甘菊。

“防身？”他问。

林星晚笑了，但笑容没有到达眼睛。

“提醒你，”她说，“你不是只有那个家。”

周六。顾深寒开车去了城东那栋别墅。

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像老人的手指一样伸向灰色的天空。门口的石狮子被雨水冲得很干净，青灰色的石面上有细密的水渍痕迹。保安认出他的车，远远地抬了杆，他甚至不用减速。

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没有马上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手放在方向盘上，十点和两点方向，标准的握姿，没有松开。口袋里的洋甘菊还在，花瓣有些蔫了，边缘微微卷曲，但黄色的花蕊依然是鲜活的，像一个小小的、不认输的太阳。

他深吸一口气，下车，走进别墅。

玄关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白色的花——白玫瑰、白洋桔梗、银叶菊，简洁、素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顾深寒看了一眼那束花，脚步顿了一下。不是因为花好看，是因为他认识这种搭配方式。白玫瑰和银叶菊的组合，用麻绳绑扎而不是用胶带固定，包装纸是素白牛皮纸，没有丝带没有蕾丝没有任何女性化的装饰——这是林星晚的风格。他见过她绑了一百次花束，闭着眼睛都能认出她的手艺。

他站在玄关，看着那束花，看了三秒。

母亲从客厅走出来。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羊绒连衣裙，头发盘成一个低髻，戴着一对翡翠耳环，整个人看起来优雅、得体、无懈可击。她看到顾深寒，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下——不是那种“我想你了”的停，是那种“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停。

“来了。”她说。

“嗯。”

“你爸爸在书房，一会儿下来。”

“嗯。”

母子之间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吵架，不是冷战，是比这两种都更可怕的一种状态——没有对话。两个人站在玄关，距离不到两米，但之间隔着的不是空气，是二十八年没有说出口的、积攒了太多以至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的、巨大的沉默。

顾深寒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盘水果和一壶茶。茶是龙井，透明玻璃杯里茶叶舒展开来，一根一根地竖着，像水底的小森林。

“你最近很忙？”母亲问。

“还好。”

“还好是多好？”

“正常。”

母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杯底碰到玻璃茶几，发出“叮”的一声脆响。这声脆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尖锐，像一根针掉在了地上。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去一家花店？”她问。

来了。顾深寒知道这一刻会来，只是不知道会在晚饭前还是晚饭后。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拇指开始摩挲食指指节。他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沈屿说的，也许是别的渠道，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像她一直做的那样。

“是。”他说。

“什么花店？”

“梧桐巷的。”

“老板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

母亲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审视、判断、以及一种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近乎本能的敌意。敌意的来源不是林星晚本人——她甚至没见过林星晚。敌意的来源是“失去”。她花了二十八年把儿子塑造成她想要的样子，她不能接受有另一个人出现，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改变了他。

“普通人，”母亲重复了这个词，语调微微上扬，带着一种“我不同意你这个定义但我不会直接说出来”的上流社会特有的含蓄，“普通到什么程度？”

“普通到不会调查别人的家庭背景。”顾深寒说。

母亲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变白、变青那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是眼神的变化——她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像猫科动物在攻击前的那一刻。她听懂了。他是在说她当年调查那个女孩的事情，那个他十六岁时动过心的、第二天就消失了的女孩。他没有忘记。二十八年里她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得。他只是不说。

“你在指责我。”母亲说。

“陈述事实。”

“你觉得我是为了害你？”

“你觉得你是为了我好。”

“难道不是吗？”

顾深寒没有回答。他看着茶几上那杯龙井。茶叶已经沉到了杯底，一根一根地叠在一起，像一堆被遗忘的、绿色的、细小的骨头。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顾承泽从二楼走下来，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羊绒衫，头发灰白，身材保持得很好，看不出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他走到客厅，看了一眼顾深寒，又看了一眼妻子，在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的空隙里判断出了空气中的火药浓度。

“吃饭吧。”他说。

三个人坐在餐桌前。长方形的餐桌，顾承泽坐在一端，林婉清坐在他右手边，顾深寒坐在对面。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再坐四个人进去，但没有人会坐。这张桌子从来只有他们三个人，从顾深寒记事起就是这样。没有亲戚来过节，没有朋友来聚餐，没有任何一个外人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这张桌子是顾家这个“家”的完美隐喻——三个人，保持距离，各自吃各自面前的菜，没有人给对方夹菜。

菜是阿姨做的。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一锅排骨汤。都是顾深寒小时候爱吃的菜——或者说，都是他母亲认为他爱吃的菜。他小时候确实爱吃红烧肉，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后来不吃猪肉了，因为嚼很久。他母亲不知道。她从来没有问过他“你现在爱吃什么”，她只是继续做他小时候爱吃的菜，然后在他不动筷子的时候，用那种“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却不懂得珍惜”的眼神看着他。

顾承泽吃到一半，放下了筷子。

“公司的事，”他说，“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顾深寒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分拆出售的方案。这是他父亲在董事会上提出的，被顾深寒和沈屿联手否掉了。但那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他父亲不是一个被否掉一次就会放弃的人，他是一个下棋的人，这一步被堵了，他就走下一步。

“不考虑。”顾深寒说。

“不考虑是你的个人意见，还是董事会的意见？”

“两者都是。”

“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在公司也有股份？”

顾深寒看了母亲一眼。林婉清正在喝汤，勺子碰到碗沿发出细微的瓷器碰撞声，她没有抬头，但她的嘴角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弧度——不是笑，是“该说的我都说了”的笃定。

“我知道。”顾深寒说。

“那你就知道，这件事不是你和董事会能决定的。”

顾深寒看着他的父亲。这个男人在他五岁的时候教他下棋，告诉他“落子无悔”；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告诉他“顾家的儿子不能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告诉他“大学选金融，别选音乐”。他所有的“告诉”都是命令，用教诲的包装纸包着，但拆开之后里面只有四个字——“你必须听”。

“这件事的决定权在我，”顾深寒说，“因为我是CEO。”

“CEO是董事会任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