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是我组建的。”

父子之间的对视持续了三秒。顾承泽先移开了目光，不是因为输了，是因为他意识到这顿饭还有别的菜没上，现在掀桌不是最佳时机。他拿起筷子，继续吃鱼。

餐桌恢复了安静。三个人各自吃各自面前的菜，没有人说话。阿姨从厨房端出一盆水果，放在桌子中央，又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晚饭结束后，顾深寒没有多待一分钟。他站起来说“我先走了”，顾承泽点了点头，没有起身。林婉清跟到玄关，站在那束白色花束旁边。

“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不知道。”

“你总是说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林婉清看着他的背影。他正在穿大衣，动作很快，像在逃离一个火灾现场。她注意到他大衣口袋里有一枝花——白色的，小小的，花瓣有些蔫了。她的目光在那枝花上停了半秒，然后移开了。

“那家花店的老板，”她忽然说，“是个女孩子吧？”

顾深寒穿大衣的动作停了一下。

“是。”他说。

“多大了？”

“二十六。”

“做什么的？”

“开花店。”

“家里做什么的？”

顾深寒转过身，看着他的母亲。她站在玄关的灯光下，优雅、得体、无懈可击。她身后的花瓶里插着林星晚扎的那束花，白玫瑰、白洋桔梗、银叶菊，简洁、素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林星晚的花店订的花，也不知道她订花的时候知不知道那家花店的老板就是他每周三——不，每天都去的那家。但他知道一件事：她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她不是喜欢花，她是喜欢“知道”。知道那家花店在哪里，知道那家花店的老板是谁，知道她儿子的时间花在了什么地方。

“我的事，”顾深寒说，“我自己处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夜风灌进来，冷得像刀子。他没有回头。走出别墅大门的时候，他掏出手机，给林星晚发了一条消息。

“我出来了。”

三秒后，回复来了。

“吃饭了吗？”

“吃了。”

“吃饱了吗？”

顾深寒站在路灯下，看着这四个字——“吃饱了吗？”不是“吃得好吗”，不是“家里怎么样”，不是任何一句关于“发生了什么”的询问。她问的是“吃饱了吗”，一个最具体的、最不伤人的、最不需要解释的问题。因为她知道，如果他想说发生了什么，他会说。如果他不说，她就不问。她只问一个他能回答的、不需要揭开任何伤口的问题。

“没有。”他回。

“来花店。我给你煮面。”

顾深寒看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我给你煮面”。不是“有家店不错”，不是“我给你点个外卖”，是我给你煮。面是她煮的，碗是她洗的，时间是她给的。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出了别墅区。车穿过城东的林荫道，穿过跨海大桥——桥下是黑沉沉的海面，远处有零星的渔火，像一小片一小片被遗落在海面上的星星。他开过金融区的高楼大厦，那些大楼的窗户里亮着密密麻麻的灯，每一个亮着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人在加班，在做他以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现在那些窗户后面没有他。

他在花店。

车窗外的街景从高楼变成了矮楼，从矮楼变成了巷子。梧桐巷的路灯亮着，光秃秃的悬铃木枝丫在灯光下像一幅木刻版画。花店的棉门帘透出暖黄色的光，那光从门帘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金色的线。那条线像一条路，路的尽头是门，门的后面是她。

顾深寒推开门的时候，面刚煮好。

林星晚站在那个小小的、只能容一个人的灶台前，把面从锅里捞到碗里。灶台上摆着两碗面，一碗多一个荷包蛋，一碗没有荷包蛋但加了一勺辣椒油——她知道他吃不了太辣，一勺是极限。她穿着那件奶白色的棉麻围裙，头发用铅笔别在脑后，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灶台的热气熏得她脸颊发红，额前的碎发被蒸汽打湿了，贴在皮肤上。

“关门，”她头都没抬，“冷气进来了。”

顾深寒关上门，走到吧台前坐下。林星晚把两碗面端过来，带荷包蛋的那碗放在他面前，带辣椒油的那碗留给自己。她把筷子递给他，自己拿起另一双，夹了一筷子面吹了吹，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顾深寒看着面前这碗面。面条是细的，汤底是清的，上面飘着几粒葱花和一小撮紫菜。荷包蛋煎得边缘微焦，蛋黄是溏心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来。这是他吃过的最简单的面，没有任何复杂的工序，没有任何昂贵的食材，就是一碗面、一个蛋、一把葱花。

但这是她煮的。

在他从那个“家”里逃出来之后，在他被那顿丰盛的、摆满了整个餐桌的、三个人各自吃各自的晚饭填饱了肚子却依然觉得饿的时候，她煮了一碗面，放在他面前。她不知道他今晚经历了什么，她没有问，她没有说任何一句安慰的话。她只是煮了一碗面，加了一个溏心荷包蛋，然后用那种“吃吧，什么都别想了”的语气说了一句：“关门，冷气进来了。”

顾深寒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面，放进嘴里。

“好吃吗？”林星晚问。

“嗯。”

“嗯是好还是不好？”

“好。”

“为什么好？”

顾深寒看着碗里那个溏心荷包蛋。蛋黄微微颤动着，像一个在呼吸的、小小的、橙色的心脏。

“因为是你煮的。”他说。

林星晚低下头，继续吃面。但她吃面的速度变慢了——不是不想吃了，是舍不得吃完。因为一旦吃完，他就要走了，这碗面就吃完了，这个晚上就结束了。她想让这个晚上长一点。再长一点。

吃完面，林星晚洗了碗。顾深寒帮她关了店里的灯，只留下吧台上方那一盏。那盏灯的灯罩是藤编的，光线被编得很碎，星星点点地落在两个人身上。

“你今天回家，发生了什么？”林星晚终于问了。不是追问，是“如果你想说，我准备好了听”的邀请。

顾深寒靠坐在吧台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大衣还穿着，没有脱。他大衣口袋里的那枝洋甘菊，花瓣已经完全蔫了，但花蕊还是活的，黄色的、小小的、像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持续发光的东西。

“我父亲想分拆公司。”他说。

“分拆公司是什么意思？”

“把公司拆成几块，卖掉。他退休，拿钱走人。”

“你不想？”

“不想。”

“为什么？”

顾深寒想了一会儿。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用她听得懂的方式解释。公司的意义、他这些年投入的心血、他不愿意让父亲以这种方式结束职业生涯的复杂情感——这些用商业语言可以说得很清楚，但用人类的语言，他还没有学会。

“因为那是错的。”他说。

林星晚看着他。他说“因为那是错的”的时候，语气和说“朝北的光养不活橡皮树”一模一样——肯定的、不容置疑的、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不是客观事实，这是他的判断。他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了这件事，得出了“错”的结论。这个标准不是他父亲教他的，不是商场教他的，是他自己的。

“还有呢？”林星晚问。

“还有……”顾深寒停了一下，“我母亲在帮他。”

林星晚的手放在吧台上，手指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台面。一下，两下，三下。

“你觉得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不是一伙的，”顾深寒说，“他们从来不是一伙的。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站在同一边。”

“那你呢？”

“我站在对面。”

“一个人？”

沉默。

“以前是一个人。”顾深寒说。

林星晚的手指停止了敲击。

“现在呢？”她问。

顾深寒转过头看着她。藤编灯罩的碎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在那些星星点点的光里亮得像一整个银河系。她刚洗完碗，手还是湿的，手指上沾着水珠，在灯光下像碎钻一样闪着光。

“现在，”他说，“我不知道。”

林星晚笑了。不是那种“答案让我很满意”的笑，是那种“你终于开始承认你不知道了”的笑。一个人知道自己不知道，比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离“知道”更近了一万步。

“不知道也没关系，”林星晚说，“你不需要一个人站在对面。”

顾深寒看着她。

“你可以站在我旁边，”她说，“花店虽然小，但站两个人还是站得下的。”

花店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能听到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一条很小很小的河在地下流过。团团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跳上吧台，在两个人之间找了个位置，缩成一团，尾巴盖在鼻子上，开始了它今晚的第三轮睡眠。

顾深寒伸出手，摸了摸团团的背。橘色的毛在他的手指间滑动，暖的、软的、活着的。他不是在摸猫，他是在确认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软的、暖的、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你不需要优秀它才让你摸，你不需要赢它才靠近你，你不需要说“我没事”它才不追问。

你只需要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