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开始接送黎晚上下学，是从十二月第三周的一个清晨开始的。

那天早晨她照常背着书包走出沈家大门，准备步行到小区门口等公交车。司机前几天请了长假，沈正远说是回老家处理家事，临时找了个人替班。替班的司机不太认路，第一天就在校门口掉错了头。黎晚没有抱怨，只是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出门，在冬日的晨雾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梧桐树的枯枝在头顶交错，天光灰蒙蒙的，空气冷得能呵出白气。

一辆银灰色的轿车从沈家车库方向驶出来，缓缓滑行到她身侧，车窗降下来。沈砚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他没有看她，目光平视着前方的路面，说话的语气和通知她今天有雨一样平淡。

“上车。”

黎晚站在人行道上，书包带子在肩头往下滑了一截。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已经能望见站牌方向的公交站。清晨的街道很安静，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帚在人行道上沙沙地响。

“司机请假了。”沈砚抿了一口咖啡，“你打算每天迟到？”

黎晚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冷风。车内有淡淡的松木香和咖啡的苦味，座椅是真皮的，坐上去微微下陷。她把书包抱在腿上，拉过安全带扣好。沈砚挂上档，车子平缓地滑出小区，汇入早高峰之前的稀疏车流。

从沈家到明德高中开车大约二十分钟，如果堵车可能会久一些。这一路上沈砚没有说第二句话。他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搁在中控台上，手指偶尔跟着车载音响里的旋律敲一下。音响里放的是纯音乐，钢琴曲，音量调到刚好听得见又不会干扰说话的那种。但没有人说话。

黎晚把脸转向车窗。街边的店铺一家一家从玻璃上滑过，面包店里亮着暖黄色的灯，药店的卷帘门还关着，公交站台上零星站着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她能在车窗玻璃的倒影里隐约看见沈砚的轮廓，他开车的时候坐姿很松弛，后背靠在椅背上，单手打方向盘的动作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熟练。

第二天早上，她刚走到小区门口，银灰色轿车已经停在路边了。沈砚还是端着那杯黑咖啡，还是那句“上车”，语气和前一天一模一样。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然后这件事就变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固定程序。每天早上六点五十，银灰色轿车会准时出现在门口或路边。黎晚没有再试图去赶公交，他也没有再重复那句“上车”。她拉开车门坐进去，他放下手刹踩下油门，两个人沉默地穿过半座城市。

车里的温度永远刚好。暖风从出风口徐徐灌入，不燥不热。

放学的时候也一样。沈砚有竞赛培训的日子会在实验室待到六点，黎晚就在图书馆等他。没有培训的日子他比她早放学，车就停在马路对面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法国梧桐下面，车灯亮着，在冬日提早降临的暮色里像两只安静的眼睛。

他们之间的沉默不是尴尬的。是一种沉重的、带着默契的、谁也不肯先打破的东西。像两个人坐在同一条长椅的两端，中间放着一样谁都不敢碰的物件，他们假装看不见那个物件，但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它占据着。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四，黎晚感冒了。

前一晚复习到凌晨一点，被子蹬掉了半边，第二天早上起来喉咙就疼得像含了一块砂纸。她撑着去上学，在车上咳了两声，声音压在喉咙里闷闷的，但她自己觉得不算太严重。沈砚开着车，没有任何反应。

放学的时候她坐在图书馆角落的位置，头越来越沉，鼻腔像被水泥封住了，每一下呼吸都要用更大的力气。她合上书，趴在桌面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沈砚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额头枕在小臂上，呼吸粗重，嘴唇干裂，脸颊浮着两团不正常的红。他在她对面站了片刻，然后伸出手，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她的额头。皮肤相触的瞬间他收回手，把她的书包从椅子靠背上拿下来，单肩挂在身上，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

“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