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轻，很随意，像是在说“明天天气会不错”。可我的心跳，比那晚在衙门外面对那几个随从的棍棒时还要快。

曹操没有注意到。他大约是太累了，也可能是今夜喝了太多酒、听了太多话、想了太多事。他只是笑了笑，然后重新闭上眼睛。

“好。”他说，“那便跟着。”

就这一个字。

可对我来说，够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一切都顺遂得不像话。

曹操在北部尉任上干得风生水起，桥玄举他为茂才的奏疏递了上去，吏部那边已经有了风声。他每日忙得很，白天在衙门办公，晚上便奔赴各府的宴席，结交朝中各方势力。我跟着他四处跑，替他打点行程、整理文书、传递口信。

有时他应酬晚了，我便在马车里等着。夜深人静，洛阳城沉入一片沉寂，只有更夫的梆子声远远传来。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酒气和熏香的味道，有时是疲惫的，有时是兴奋的。

疲惫的时候，他会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问我今天都办了什么事。我一一禀报，他听着，偶尔“嗯”一声，然后便睡着了。

兴奋的时候，他会拉着我说话，说今夜某位大人说了什么有趣的事，又说某位将军讲了一个边塞的奇闻。我坐在一旁听着，偶尔应几句，偶尔笑一下。

那些时刻，我觉得他离我很近。近得只有半步的距离，和平时一样。

可更多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离我越来越远了。

不是他走了。是我还在原地。

他结交的是太尉、司徒、九卿、将军。他的案头上堆着的请帖，落款全是京城里数得着的权贵。他聊的是天下大势、朝堂格局、边塞军务。而我替他打点的，不过是行程安排、文书抄写、跑腿递话。

这些事情任何人都能做。换一个随从来，也许比我做得更好。

但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也就是这些了。

有一天傍晚，我从北部尉衙门回曹家宅子，经过东街的市集。市集上人声鼎沸，卖布的、卖粮的、卖胭脂水粉的，各色摊贩沿街排开。我穿过人群，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

“陈屿？陈伯澜？”

我回过头，看见一张有些熟悉的脸。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衫，手里拿着一卷竹简。我愣了一瞬，才认出来——是当年在谯县曹家书斋里和我一起旁听过几日课的一个寒门子弟，姓周，叫什么我忘了。他在曹家旁听的时间比我短，后来便没再来过。

“周兄。”我拱了拱手。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那件袄子上停了一瞬。那袄子虽然比四年前好了些，但在洛阳城里，依然寒酸得很。

“你也来洛阳了？”他问。

“是。跟着曹公子来的。”

“哦——”他拖长了声音，“还在做伴读？”

那个“还”字，他说得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是。”我说。

“辛苦辛苦。”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同情，“不过你也别灰心，曹公子前途无量，你跟着他，总比回谯县强。”

然后他便走了，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

还在做伴读。

是啊。四年前我是伴读。四年后我还是伴读。

只不过从谯县的伴读变成了洛阳的伴读。只不过从听郑先生讲《左传》变成了替他跑腿办事。

我没变。变的是他。

那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偏院的小房间里，拿出父亲那柄锈剑，放在膝上。

剑上的锈迹比四年前少了许多。这些年我每隔几日便擦一回，把那些松脱的锈斑一点一点磨掉，露出底下青黑色的铁胎。可刃口始终磨不快——也许是铁料太差，也许是我不得其法。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我拼命地磨，拼命地赶，拼命地想追上他。可追了四年，我还是那把磨不快的钝剑。而他已经是一柄出鞘的利刃，寒光凛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我放下剑，躺回床上，盯着黑黢黢的屋顶。

那行字又在心里浮起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这是他送我的那幅字。四年前在谯县的书斋里，他随手递给我，说“回去多读几遍”。我读了四年。每一个字都刻进了骨头里。

可“心乡往之”终究只是“心乡往之”。我往了一路，他走了一路。我们的距离，始终没有缩短过。

但他说过，让我慢慢来。

他还说过，让我跟着他。

所以我不会走。

不是不能走。是不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