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密门？”
“或者母带。”
临时指挥车外突然传来喊声。
一名水警快步上车。
“又发现东西。”
“什么？”
“断绳下方二十米，发现一只潜水配重带和一件外套。”
“有人吗？”
“没有。”
“血迹？”
“外套袖口有。”
梁川立即起身。
“送检。”
“还有这个。”
水警将一只透明证物袋放在桌上。
里面是一枚塑料身份牌。
表面被水泡得发白。
仍能辨认姓名。
**邵海崇。**
程砚舟看着身份牌。
“这是旧救援队的。”
“他的？”
“编号是。”
“可能一直保存到现在？”
“救援队解散时，身份牌应该统一回收。”
“所以他私自留了一块。”
“或者有人从旧档案里拿出来。”
又一件指向邵海崇的证据。
摩托。
脚印。
安全绳。
左向绳结。
身份牌。
以及藏在水下、可能由他保管多年的通讯记录。
所有东西都在告诉他们，邵海崇来过这里，落入江中，留下证据。
可没有尸体。
没有目击者。
甚至没有能够确认他本人出现过的监控。
“太完整了。”许知春说。
梁川看向他。
“又是这句话。”
“因为每一次都一样。”
“你认为有人在制造他失踪？”
“至少有人希望我们相信，他带着记录跳进了江里。”
“为什么？”
“让死人承担修改记录的责任最方便。”
程砚舟的目光仍停在身份牌上。
“他还没死。”
“你怎么知道？”
“如果要自杀，不会把安全绳绑在钢梁上。”
“可能临时反悔。”
“也不会带潜水配重。”
“增加下沉速度？”
“配重带扣是打开的。”
水警确认：
“发现时确实处于解锁状态。”
程砚舟说：“潜水员准备下水前才会扣紧。有人只是把装备扔进去。”
“所以是伪装。”
“嗯。”
“邵海崇自己伪装失踪？”
“或者别人伪装他失踪。”
梁川让人扩大搜索范围。
同时调取码头周边所有能够拍到雾中道路的摄像头。
许知春重新翻看蓝色现场记录。
第八十七人的记录被红笔圈住。
红圈外侧还有一处极轻的铅笔字迹。
最初所有人都以为那是纸张污渍。
放大后，隐约能够辨认出一句话：
**人数不要改，身份另办。**
下面没有签名。
只有一个时间。
二十二点四十一分。
比无名男性被善后组接走晚十五分钟。
“这是谁写的？”许知春问。
技术人员比对现场字迹。
“不是记录员。”
“邵海崇？”
“需要样本。”
程砚舟看了一眼。
“不是。”
“你确定？”
“他的字向□□。这行字很正。”
“像谁？”
程砚舟没有回答。
许知春拿出手机里保存的旧资料。
许向衡的检验报告、高世民收到的信、母亲录音文件名的手写标注。
一张张比对。
都不像。
梁川却调出另一份文件。
母亲签过的家属意见确认表复印件。
表格下方有一行事故工作组补充说明：
**家属已知悉，不再提出设备异议。**
字迹端正。
每个字间距几乎相同。
与现场记录上的铅笔字非常相似。
“同一个人？”许知春问。
技术人员不敢直接下结论。
“有较高相似性，需要正式鉴定。”
“补充说明是谁写的？”
“文件没有署名。”
“归档经办人呢？”
梁川往下翻。
经办人一栏盖着工作组公章。
没有个人姓名。
“所以有人用空白签名页补上家属意见，又在救援现场安排第八十七人消失。”许知春说。
“同一个人可能同时接触善后、家属和身份登记。”
“事故联合工作组。”
“范围还是太大。”
“卓文礼在善后组。”
“不能只凭职责推断。”
“恒远资产的人也在。”
“但他们没有权限处理家属文件，除非有人配合。”
程砚舟忽然问：“当时负责家属联络的是谁？”
梁川查阅工作组名单。
名单很长。
交通、公安、民政、航运、船厂、保险公司都派了人。
家属联络组副组长一栏写着：
**孟雁。**
“她不是无线电操作员？”许知春问。
“事故后临时调入家属联络组，负责解释救援记录。”
“所以她接触过我母亲。”
“可你母亲见到的人自称孟雁，实际可能是孟秋。”
“姐妹中的一个负责修改记录，另一个拿走家属材料。”
“或者一直是同一个人，以两个身份出现。”
梁川的手机响起。
技术部门完成了对商场监控中女人的人像初步比对。
与孟秋生前照片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八。
与孟雁三年前证件照的相似度也有百分之八十一。
姐妹本就长得相像。
单凭面部无法确认。
真正能够区分两人的，是左耳烧伤。
当年火灾医疗记录显示：
左耳烧伤者确实是孟秋。
可她的死亡尸检档案中，遗体左耳完整。
没有任何陈旧烧伤。
“死者不是孟秋。”梁川说。
“至少不是医疗记录中的孟秋。”许知春道。
“那是谁？”
“可能是孟雁。”
程砚舟看着事故照片里坐在会议桌旁的女人。
照片清晰度不高。
女人长发遮住左耳。
无法分辨有没有伤疤。
“如果事故后活着的孟雁，其实是孟秋。”许知春说，“她可以继续使用妹妹身份，进入家属联络组，接触通讯记录和许向衡的家属。”
“真正的孟雁呢？”
“可能四个月后死了。”
“为什么交换？”
“孟雁是通讯操作员。”程砚舟说，“她听见过不能留下的内容。”
“孟秋替她活？”
“不。”
许知春看向商场监控中的短发女人。
“也可能是孟秋利用妹妹的身份活下来。”
“真正的孟雁被记录成孟秋死亡。”
“谁安排的？”
“能修改死亡档案、通讯记录和家属文件的人。”
又回到同一个结。
无数条绳子被拉向不同方向。
邵海崇。
卓文礼。
吴庆峰。
孟秋与孟雁。
事故工作组。
每个人都可能抓着一端。
却没有任何人能单独完成所有事。
“不是一个人。”许知春说。
梁川看向他。
“什么？”
“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把所有记录改掉的人。”
他将蓝色现场记录、官方整理稿和家属确认表放在一起。
“可没有这样的人。”
“每个人只做自己能做的部分。”
“无线电室删录音，现场负责人拿走复写联，调查组重排时间，善后组修改幸存者身份，家属联络组补签意见。”
“他们甚至不需要彼此完全信任。”
程砚舟看着那些文件。
“只需要都不想让某一句话留下。”
梁川问：“谁让他们这么做？”
没有人回答。
利益可能来自不同方向。
有人保护船厂。
有人保护救援队。
有人保护指挥中心。
有人保护自己。
也有人或许真心以为，简化记录可以避免家属承受更多痛苦。
当所有人的选择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份没有明显伪造痕迹的结论。
每一句都能被解释。
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
只有那个真正活着上岸的第八十七人，被从所有版本中彻底删掉。
“找到罗建成。”许知春说。
“正在找。”
“他知道是谁给他新身份。”
“如果他还活着。”
“孟雁说有人不该活着。”
“现在看来，她说的是身份，不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