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在观测站的小餐厅里进行。王跃民炖了一大锅腊肉蕨菜——腊肉是观测站常备的，挂在厨房横梁上熏了一个秋天，切开来肌理分明，油脂在热锅里化开之后把蕨菜炒得油亮发光。酸笋炒肉里的笋是今年春天在观测站后面竹林里挖的，腌在陶罐里放了半年，开罐的时候酸味冲得人眯眼睛。米饭是观测站附近傣寨里买的红米，掺了白米一起煮，出锅的时候满屋都是谷物的香气。王跃民在桌上摆了三个杯子，倒了半杯十五年的陈酿，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子里微微晃动，灯光透过去能看到杯壁上挂着的薄薄酒泪。

席间王跃民讲了观测站建站初期的一件旧事。那是二十年前的冬天，观测站刚建好不久，围墙上还没有装电网，林子里的大型动物偶尔会走进来。有一天早上他起来做早饭，发现一只亚洲黑熊正蹲在厨房门口翻垃圾桶。他吓得把厨房门反锁了，在黑熊离开之前躲在灶台后面一动不敢动。黑熊翻完了垃圾桶没找到什么吃的，最后叼走了他晾在院子里的一只拖鞋。后来他在红外相机上发现黑熊并没有走远，只是在观测站东北方向大约一公里处有一棵被雷劈过的橄榄树，树上树洞里有很多松鼠囤的坚果。黑熊每隔几天就会去偷一次。

“那只黑熊后来怎么样了？”顾怀瑾问。

“后来保护区扩大之后它的栖息地往北移了，就没再出现过。但它每年秋天都会路过观测站附近——红外相机拍到过它的踪迹。有时候是一只，有时候带着幼崽。去年九月我在相机里看到一组照片，一只母熊带着两只幼崽，在观测站后面那条小溪里洗澡。那两只幼崽在溪水里打滚，母熊坐在岸边看着。其中一只幼崽嘴里叼着半条鱼，大概是从下游的鱼塘里偷的。”

“观测站的红外相机就像时间胶囊。”顾怀瑾说，“每张照片都在存档。黑熊、野猪、猕猴、蜂猴——你放在林子里的每一台相机都在替她收集故事。她坐在实验室里看你的照片，等于看到整座山的来龙去脉。”

“不全是我的照片。”王跃民夹了块腊肉，嚼了两下咽下去才继续说话，“小苏的红外相机布点比我更密。我来观测站的头十五年只放了五台相机，她来之后增加到十二台，每台的位置都是根据物种迁移路线重新选的。她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相机的坐标重新标了一遍，说原来的布点有监测盲区。那时候她刚毕业，连越野车都开不利索，但已经知道该怎么用相机画一张山的地图。”

苏雨林低头吃了一口酸笋。酸笋有点辣，辣椒放多了，王跃民的手艺在调料控制上一向随意，有时候太咸，有时候太辣，今天偏偏辣得恰到好处。她嚼完咽下去之后说：“那批相机换了三次位置才找到最优布点。前两次雨季过后发现监测区域覆盖不全，调整之后才覆盖了所有附生兰宿主树的分布范围。现在第九区每一棵宿主树的周边都至少有一台相机在监测传粉昆虫的活动。”

王跃民用筷子敲了一下碗沿。“你看，我说她来了之后观测站变成了研究所，不是开玩笑。我在观测站二十年，前半段是护林员，后半段有了她才开始做系统性的数据收集。今年那份年度报告，她的附生兰种群数据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顾怀瑾端起酒杯，和桌上那盘腊肉蕨菜的盘子轻轻碰了一下。“她以前在听证会上说数据就是数据，树就是树。那句话我记住了。”

王跃民把酒喝完，放下杯子，看了苏雨林一眼，然后转向顾怀瑾。“顾总，你第一次来观测站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担心。开发商来观测站，我见过太多次了——每次都是来看一眼数据，拿回去做项目包装。但你来的不是。你第一次来就看培养基里的附生兰种子，看她在显微镜下的记录，问她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和别的开发商不一样。后来你在雨夜里挡在推土机前面，我就知道了——你不是来包装项目的。你是来学东西的。学进去了，出不来了。”

顾怀瑾沉默了片刻。他把筷子放在碗边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很慢，像在品酒，也像在品王跃民刚才的每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