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宁澜回了老家一趟。走的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他。他背着一个帆布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头发该剪了，刘海遮住了半边眉，直到回去那天他也没有剪。

“到了打电话。”我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鼓鼓囊囊，倒是不重。

“嗯。”他低着头，我看不清他表情。

我伸手拉过他的胳膊：“钱不够再说。”

他情绪不高，继续“嗯。”了一声

“车上饿了买饭吃，别省钱。”其实我知道他嫌贵不会买，但我还是希望他会听话，以防万一，我给他备了吃的。手里的袋子里面有面包，罐装的八宝粥，还有矿泉水和泡面。

“嗯。”

“你除了‘嗯’还会说什么？”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撇过脸，还是没有说话。

我把袋子塞进他手里：“等你回来。”

火车站的广播在播报车次，声音很大，大到把他的声音盖住了。但我看见他的嘴型了。他在说“好！”。

他转身走进检票口，把票递给检票员，接过票，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是那种电影里的回头，不是那种慢动作的、含着泪的、充满了戏剧性的回头。他只是转过头，看了这边一眼，像是一个人在确认门有没有锁好，灯有没有关掉，煤气有没有关上。那个动作很轻，很快，快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他回了头。

但我看见了。

他回了三次头。第一次是在检票口，第二次是在楼梯口，第三次是在拐角处。每一次都很短，短到不到一秒钟。每一次都像是一幅画被快速翻过，只留下一个模糊的、看不清细节的印象。但我知道那些画面会一直留在脑子里，像他画的那幅站在窗前的人，不需要看清脸，只需要记得那个姿态就够了。

他消失在了拐角处。站台上的人很多，来来往往的，拖着行李箱的，抱着孩子的，拎着蛇皮袋的。他们在站台上走，上车，下车，出站，进站。没有人在意刚才有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回了三次头。

火车开走了。

站在站台上，看着那列火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天际线上。铁轨在阳光下反着光，两条银白色的线，延伸向远方，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被拉长了的省略号。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是他发过来的；“我上车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条。

“你回去吧。”

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条。

“想你。”

三条短信，三个句号。他发短信喜欢用句号，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句号，像是在宣告这句话已经说完了，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

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久到下一列火车的乘客开始进站，久到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看了好几眼，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

感觉到脚都有些发麻，我收回视线，然后转身，出站，坐公交车回家。

家里少了一个人。客厅里的画架还在，但上面没有夹画布。画笔整齐地插在笔筒里，像一群等待被唤醒的士兵。颜料管按色系排列在桌上，红橙黄绿青蓝紫，像一条被折叠起来的彩虹。那台老旧的落地扇还在摇头，嘎吱嘎吱的，像一个老人在自言自语。

走到沙发前，我默默地坐下来。

沙发很空。不是因为它变小了，是因为它上面少了一个人。

他不在的时候，时间变得很慢。慢到像一滴水从水龙头里滴下来，滴答，滴答，滴答。每一滴都隔了很久，久到你觉得下一滴永远不会来了，但它还是来了，不急不缓的，像一个人在下雨天撑着一把伞，慢慢地走，不赶时间，不着急，不回头。

晚上他打来电话。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条被风吹得飘来飘去的线。

我看了眼时间：“到了吗？”

“到了。”

“你爸怎么样了？”我把手机调成了扩音，放在茶几上，偏头耳朵凑近手机。

“在医院。明天安排检查，医生说看了检查结果再决定是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钱够吗？”

“够了。你给的那些够了。”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电流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麦田。

“章予风。”他的声音透过手机传过来，声音是飘的，感觉很遥远。

“嗯。”我拿起手机，靠在沙发上。

“你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面条。”人很奇怪，明明他在的时候也是吃面条，但因为有他在，总会想尽办法的把面条做的更好吃，更有营养，但今天他没在，我煮的清水面条，没滋没味，很难吃。

“又是面条。”我们连续吃面条已经有几天了。

“面条快。你吃了没？”我把眼镜取下来，捏了捏被镜框架的有些难受的鼻梁。

“我妈包的饺子，韭菜鸡蛋的。”

“好吃吗？”

“好吃。”他笑了一声“但没有你妈包的好吃。”南北方的饺子还是有差异的，毕竟北方的饺子更专业一些。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和之前每一个晚上一样。但今晚的光不一样了，因为它照在了一个没人的沙发上。

“莫宁澜，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在，家里空荡荡的，安静的让人无所适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我了？”

“嗯。”我想如果他现在在家，我肯定会抱着他，把头放在他肩膀上，我们脸挨着脸一块儿说笑。

电话那条传来他的低语：“我也想你。”

他在老家待了五天。每天打一个电话，每次说的话都不多。今天检查了，明天出结果，后天定方案。他的声音一天比一天疲惫，但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轻了。

“我爸的情况还可以，医生说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看。”

“太好了。”我替他松了口气。

“章予风，谢谢你。”他声音很轻，叫章予风这三个字的时候带着眷恋。

我摇头：“不用谢。”对于他总是说谢，我都习惯了，也有点无奈。似乎是因为他拥有的太少了，所以每当再拥有一点什么的时候就会说谢谢。

他一字一句，很诚恳：“这次是真心的。”

我笑了一下：“你哪次不是真心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稍稍不满：“你这个人，连这种话都说得这么不好听。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回来的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他从出站口走出来，还是背着那个帆布包，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头发更长了，刘海遮住了大半边额头。他的眼睛底下有黑眼圈，嘴唇干裂，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被揉皱了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