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手机没电了。”
“充着。”
江砚辞看了一眼她的手机,插着充电线,屏幕亮着,电量百分之四十七。她什么时候充的?不知道。
“一局。说好了。”他说。
“说好了。”
说好了一局。
实际赢了还想赢,输了不服气。
江砚辞发现他姑姑打游戏的时候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平时她是那种走路背挺得很直、说话不拐弯抹角、逛商场像在赶路的人。打游戏的时候她是另一个人,会喊,会叫,会骂队友——隔着屏幕骂,骂完还笑,笑完又骂。“上上上!”“你跑什么跑?”“你是来逛街的吗?”“这个人是不是用脚在玩?”“我奶奶都打得比你好。”“你站在那儿是等人来给你送花吗?”
赢了的时候,江曼丽会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呼一口气,像刚跑完八百米。“看到没有?你姑姑我还是有两下子的。”输了的时候,她会皱着眉,盯着手机屏幕,像在分析一道做错的数学题。“再来一局,这局输了我不服。”
江砚辞没有说话。他不在乎输赢,他只是机械地操作着。
凌晨五点。
江砚辞被强制清醒,现在真清醒了,眼皮不打架了。
江曼丽的头歪在沙发靠背上,眼睛半闭着,手机还握在手里,电量从四十七掉到了十二,充电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她拔了。
江砚辞把手机关了,放到茶几上。他看着江曼丽,她的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慢,胸口的起伏很轻,像水面上一片很薄的叶子在晃动。她睡着的样子比醒着的时候年轻——不,不是年轻,是安静。
醒着的时候她像一个战士,永远在准备打下一场仗。睡着的时候她不用打仗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累了、需要睡觉的女人。
凌晨六点。
天亮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可能是六点,可能是六点半。他记得最后一个画面是手机屏幕上的失败界面,红色的“失败”两个字,在屏幕中央亮着。然后画面消失了,被锁屏壁纸取代,是默认的,一张渐变的蓝色图片,什么都没有。
他听到一些声音。窗帘被拉开的声音——哗啦一声,像有人在撕一块很大的布。阳光涌进来,不是灰白色的了,是金黄色的,烫的,像有人在窗外倒了一锅刚烧开的水。他被那道光刺醒了,眯着眼睛,看到江曼丽站在窗前,穿着睡衣,头发乱得像被风吹过的鸟巢。
“几点了?”他问,声音是哑的,像昨晚被什么东西磨过。
“快十一点了。”
他坐起来,头疼,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是那种闷闷的、像有人在他脑袋里塞了一团湿棉花的感觉。但他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灰色的,毛线的。
他不知道这条毯子是什么时候盖在他身上的。
江砚辞喝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像一条很细很细的冰线。他靠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天。天是蓝的,没有云,蓝得很彻底,像一块很大的、蓝色的布铺在天上,铺得太平整了,连一个褶皱都没有。
头顶的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在白天看不太出来,但你知道它亮着。
“你什么时候醒的?”江砚辞问。
“七点。”
“七点?你睡了不到一小时?”
“等会要补觉的。”
他想起昨天晚上和墨凌云。
江砚辞突然开口:“姑姑,一个人嘴上说了一句,放出的嘴型却是另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观察真仔细。”江曼丽正刷着牙,说。
“电视剧看多了。”
“那是哪个电视剧?”
“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这孩子,”江曼丽把嘴里的泡沫吐掉,漱了漱口,“说话越来越没规矩了。”
江砚辞没接话。
他走到阳台,站在二十二楼的栏杆前。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往后倒,像有人在后面拉着他的头发往上拽。楼下的街道很小,像蚂蚁一样,远处的楼群层层叠叠的,从近到远,从清晰到模糊,从灰色到蓝色,一直到天边,分不清哪里是楼哪里是天。
北京很大。他是知道的,但这个“知道”以前只是一个概念,像地理课本上的数字——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两千多万。数字没有形状,没有尺寸,不会呼吸。
现在他站在二十二楼的阳台上,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忽然觉得北京的大不是数字能说清楚的。北京的大是你在二十二楼往下看,觉得所有人都在别的地方。墨凌云在别的地方,学校在别的地方,他爸在别的地方,浙江在别的地方。只有他自己在这里。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他在。
他拿出手机,打开墨凌云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凌晨他发的“晚安”,墨凌云没有回。他看了几秒,打了一行字:你围巾在我这儿。
发出去。等了半分钟,没回。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站在阳台上。风吹得他眼睛有点干,他眨了眨眼,看到远处有一架飞机在往西飞,很小,小到像一只银色的蚊子,拖着一条很细很细的白色尾巴,尾巴慢慢扩散,变成云。
手机震了一下。
墨凌云:帮我收着。
没有“新年快乐”,没有“昨晚睡得好吗”,没有“你在哪”。就是“帮我收着”。跟上次一样,跟帽子那次一样。墨凌云把他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留在他这里,用一种不容拒绝的、不需要商量的语气说——帮我收着。不是“你帮我收着吧”,不是“你先帮我收着”,是“你帮我收着”。四舍五入就是“这是你的了”。
江砚辞看着那四个字,看了一会儿。风把他的手机吹得微微晃动,他把手机握紧了。
好。他打了这个字,发出去。
他没有问墨凌云昨晚几点睡的,没有问他围巾要不要拿回去,没有问他那个音节到底说了什么。
他站在二十二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在他脸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像一个被风吹乱了的人。他是一个被风吹乱了的人。不是因为风大,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想站在这里。
站在有风的地方,站在有人把围巾留给他的地方,站在有人用“帮我收着”来告诉他“我会再来”的地方。
二十二楼,往下看,所有人都在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