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上午，江砚辞被雨声吵醒。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砸在空调外机上噼里啪啦的响，像有人在窗外倒豆子。他睁开眼，窗帘没拉严，一条灰白色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九点二十。他睡了很久，比平时久，但醒来的时候还是觉得累。

他躺在床上没动，听雨声。

雨打在空调外机上，打在窗户玻璃上，打在外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上，声音叠在一起，分不清层次。他想起浙江的雨。浙江的雨不是这样的，浙江的雨是绵的、密的、没完没了的，下起来像有人在哭，哭不完。北京的雨不一样，北京的雨是急的、重的、说下就下说停就停的，像一个人发了顿脾气，发完了就没事了。

手机震了一下。

墨凌云：今天训练取消了，下雨。

江砚辞看着这条消息，打了两个字：知道。

墨凌云：你刚醒？

江砚辞：嗯。

墨凌云：睡到现在？

江砚辞：嗯。

墨凌云：你昨晚几点睡的？

江砚辞：十一点。

墨凌云：那睡了十个多小时？

江砚辞：差不多。

墨凌云：你是猪吗？

江砚辞看着“你是猪吗”四个字，嘴角动了一下。他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翻了个身。

雨还在下。

他又躺了十分钟，然后起来了。洗漱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翘着，脸有点浮肿，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比上周深了。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然后低头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激了一下，整个人清醒了。

厨房里没什么东西。冰箱里还有两个鸡蛋、半个西红柿和半颗白菜。他做了个西红柿炒蛋，煮了一碗米饭，站在灶台边吃。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雨没有要停的意思，楼下的那棵银杏树的叶子被打落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湿漉漉的黄。

吃完饭，他把碗洗了，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手机。刷到一条新闻，说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会比往年来得早。又刷到一条，说某个明星离婚了。再刷到一条，说某个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没有暖气。他一条一条地看，看完就忘了。

十一点的时候，刘媛发消息：下午出来玩？

江砚辞：下雨。

刘媛：下雨怎么了？下雨就不能出门了？

江砚辞：去哪？

刘媛：西单？我想买件外套。

江砚辞想了想，他没什么要买的，但也没什么事做。训练取消了，作业写完了，书看完了。一个人待在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太安静了。

他跟刘媛约在西单地铁站的出口。他到的时候，刘媛已经在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奶白色的卫衣，帽子是灰色的，上面有两个毛球，走路的时候一颠一颠的。她手里举着一把透明的雨伞，伞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珠，看起来像一颗颗很小的珍珠。

“你怎么不打伞？”她看着江砚辞。

“忘了。”

“淋雨会感冒的。”

“没事。”

刘媛把自己的伞往他那边倾了一点。两个人挤在一把透明的伞下面，肩膀碰着肩膀。江砚辞往旁边让了让，肩膀被雨淋湿了一块。

“你不用让。”刘媛说，“我伞够大。”

江砚辞没再让。

西单的人比平时少，但因为下雨，大家都挤在商场里。他们进了大悦城，门口的热风把江砚辞的衣服吹干了一点。刘媛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像知道自己要去哪。江砚辞跟在后面，不用想，跟着走就行。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刘媛拿起一件黑色的短外套，在身上比了比。

“还行。”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江砚辞看了看那件外套。黑色，短款，面料像是棉的，领口有一个很小的刺绣logo。

“你穿黑色显白。”

刘媛看了他一眼，把那件外套挂了回去。

“你夸人也夸得像在完成任务。”

江砚辞没反驳。

他们又逛了几家店。刘媛试了一件牛仔外套、一件棒球服、一件风衣。牛仔外套太小了，棒球服的颜色不对，风衣太长了。她每试一件都要问江砚辞的意见，江砚辞每次都说“还行”，刘媛每次都说“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最后她买了一件军绿色的飞行员夹克。不是江砚辞推荐的，是她自己决定的。

“你这个人，真的不能跟人出来逛街。”刘媛拎着袋子，走在前面。

“是你叫我出来的。”

“我叫你出来是让你帮我参谋的，不是让你说‘还行’的。”

“我说了，你穿黑色显白。”

刘媛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是你唯一一句有用的话。”

他们找了家奶茶店坐下来。刘媛要了一杯珍珠奶茶，江砚辞要了一杯热的乌龙茶，无糖。刘媛看着他的杯子，皱了皱眉。

“你喝无糖的？”

“嗯。”

“不苦吗？”

“习惯了。”

刘媛吸了一口珍珠奶茶，嚼着珍珠，含混地说：“你什么都‘习惯了’。问你吃不吃辣，你说习惯了。问你喝不喝冰的，你说习惯了。问你喜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你说习惯了。你到底是真的习惯了，还是在假装习惯了？”

江砚辞看着手里的杯子。乌龙茶是热的，杯壁烫着掌心。

“有什么区别？”他问。

“区别大了。”刘媛把珍珠咽下去，看着他，“真的习惯了，是你试过了别的，觉得这个最好。假装习惯了，是你没试过别的，只是不敢换。”

江砚辞没说话。

窗外的雨小了一点，但没停。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街景扭曲成一片模糊的颜色。有人撑着伞从窗前走过，伞是红色的，很亮，像一团火飘在灰色的空气里。

“你有没有想过，”刘媛忽然说，“你来北京是为了什么？”

江砚辞看了她一眼。

“我姑姑让我来的。”

“我知道。但你呢？你想来吗？”

江砚辞想了很久。

在浙江的时候，他不确定自己想不想来。他只知道，如果留在浙江，他会继续过那种日子——上学、回家、吃饭、写作业、睡觉。他爸会继续问他“数学扣了几分”，他妈会继续在旁边不说话，他会继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门关紧，把声音关在门外。

到了北京之后，他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上了一个新的学校，认识了一些新的人。没有人问他“数学扣了几分”，没有人翻他的手机，没有人告诉他“不许交乱七八糟的朋友”。

但他还是不知道“想不想来”的答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来”过什么东西。他的生活里没有“想”，只有“应该”。应该考第一名，应该上好的大学，应该继承家业，应该走对的路。

“不知道。”他说。

刘媛看着他，表情不像失望，也不像意外。

“那你慢慢想。”她说，“反正你还要在北京待很久。”

雨停了。

他们走出奶茶店的时候，天还是灰的，但不再往下掉水了。地面上全是积水，映着天空的颜色，踩上去溅起很小的水花。空气里有种湿漉漉的土腥味，跟浙江的雨后的味道很像，又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