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那年秋天，老达西先生病了。

消息是达西写信告诉我的，用的是比平常更工整的字迹，像是用力控制了什么。他说父亲只是受了风寒，不严重，但需要静养。他说不必来探望。

我知道他在说谎。

因为他说谎的方式和我一样，把事情写得很详细，详细到不自然。

我让父亲安排了马车，第二天就去了彭伯利。

进门的时候，没有人通报。大厅里空荡荡的，仆人都轻手轻脚地走动，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肃穆。老达西先生的贴身男仆看见我，微微摇头。

我在书房找到了达西。

他坐在他父亲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账本。十四岁的少年穿着深色外套，坐在一张对他来说太大的椅子里，像是被吞进去半个人。他看见我的时候，笔从手里掉了下去。

“你怎么来了？”

“信里说的和你写的不一样。”我说。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壁炉里的火光照在他脸上，我忽然发现他眼下有很深的青色。

“是肺炎，”他终于说，声音像是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医生说要让他卧床。他睡着的。”

他停了很久。

“我不敢去他房间。”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但我从那层薄冰底下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东西。老达西先生是知道那场意外的。他替达西挡下了所有问责，把整件事压了下来。现在他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