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秋天我都在彭伯利养伤。

父亲回了艾什顿庄园处理产业事务，母亲留下来照顾我。医生说我不宜移动，说骨头在愈合但神经需要时间。他们说“需要时间”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互相交换的眼神。

十岁的孩子已经能读懂那种眼神了。

它意味着“永远也好不了”。

康复的日子是缓慢的。每天早晨护士来帮我活动左手的关节，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开、弯曲、再掰开。疼是真的疼，但最让人崩溃的不是疼，而是不管怎么用力，那些手指都不听使唤。

我第一次打翻杯子是在一个午后。

母亲端了茶进来，我伸手去接，手指在杯沿上滑了一下。瓷杯落在地毯上，深色的茶渍洇开。我盯着那片污渍，忽然觉得它像崖底我身下那摊被摔烂的腐叶。

“没关系，”母亲蹲下来捡碎片，声音轻快得过分，“这杯子本来就旧了。”

我知道她在说谎。

那天晚上达西来了。

这是他送完手套之后第一次来我房间。他站在门口，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进来。我靠在枕头上看他，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

“我能进来吗？”他问。

他已经不会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自然地叫我的名字了。他的话里多了一层小心，像走在冰面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