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在崖底了。

彭伯利的客房里烧着壁炉，火光照得天花板上的石膏花纹明明灭灭。我躺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被子掖得严严实实，左半边身体像是浸在滚水里。有人在床边坐着，身影被火光拉得很长。

是达西。

他没发现我醒了。他缩在椅子里，膝盖蜷起来抵着下巴，眼睛盯着壁炉里的火，一动不动。额角那道血口子还没包扎，结了一层暗红色的痂。他换过衣服了，但领口是歪的，像是匆忙套上去的。

我想叫他，喉咙却干得发不出声。

门外有脚步声。是大人。我听见父亲压低了嗓子在走廊里说什么，“医生”“骨头”“神经”这些词断断续续飘进来。达西显然也听见了。他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在发抖。

门开了。老达西先生走进来，看见我睁着眼，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到床边。

“爱德华，”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碎什么东西，“你感觉怎么样？”

达西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他站在墙角，背贴着墙，脸色白得像纸。他看着他父亲握住我的手，看着医生进来掀开被子检查我的左腿，看着母亲红着眼眶站在门口。他一直在看，但一句话都没说。

医生姓沃克，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话很慢。他对大人们说了一些话，其中几个词落进我耳朵里，像石子投进井水。

“左手……神经永久性损伤……”

“左腿……跛行……无法完全恢复……”

我还没来得及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墙角传来一声闷响。

达西跑了出去。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狂奔，然后是一扇门被撞开的动静。老达西先生叹了口气，对夫人使了个眼色。达西夫人追了出去。

那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