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的实验课，他帮我校准移液枪、标注样本编号，端离心机转子的时候稳得像端着一杯不会洒的水。五点半集训结束之后，其他人都走了，他留下来——名义上是“加练生物实验”，实际上是我继续做抑制剂改良，他在旁边观察，偶尔在我忘记换吸头的时候默默递过来一个新吸头。

实验记录本上的松树从L-28画到了L-35。每一页都有一棵松树，每一棵松树旁边都有一行小字，记录着当天他在实验中说的话或做的事。L-29：他问我“移液枪的吸头为什么每次都要换”，我说怕交叉污染，他说懂了，然后主动把用过的吸头全收进废料袋。L-31：今天做了八次重复反应，他一直在旁边，没说话，就帮我洗了四次试管，洗完还用纸巾擦干才放回架子上。L-34：他在草稿纸上默写多糖结构式，把葡萄糖和果糖的碳骨架画反了，在旁边自己批了三个大字——“搞错了”，然后在底下重画了一遍正确的，圈起来，写了两个字：许教。

有一天晚上，雪停了，月光照在实验台上，他帮我洗离心管，袖子卷到手肘。我注意到他左手手腕内侧——采血采信息素的位置——有一小片青紫，不是针眼那种，是长期反复采血留下的色素沉淀。

“陆砚辞。”我放下移液枪。

“嗯？”

“你手腕上那个——是不是每天采血采的？”

他低头看了看，把袖子拉下来遮住了。“不疼。比芯片激活舒服多了。”

“下周开始隔天采。样本够了。”我说，“你每天来集训，晚上还加练，周末还要去我妈那里做芯片检查。你的时间全在围着我的事转。”

他把最后一个离心管放回架子上，转过身面对我。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他半边脸照亮了，另外半边在阴影里，眼角那颗小痣若隐若现。

“你的事不是‘你的事’。你的抑制剂改良不只是为了你的课题——是为了让我有选择权。你把你的时间全花在研究我的信息素上，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时间全花在配合你的研究上？你觉得我在‘围着你转’——你也没看看你自己，从分化那天到现在，你的笔记本里画了多少棵松树。”

他把围巾从椅背上拿起来，围在我脖子上，理了理边缘。“是你说不会漏的。每一棵松树都画在那里。我也不能漏。数据要双向采集，样本要对等。这叫科学。”

集训第二周的最后一天，李教授宣布了一个消息：南城一中集训队要和省实验中学进行一次联合模拟竞赛，前两名直接获得省队选拔资格。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省队名额竞争激烈，我的笔试成绩稳居前列，但实验操作环节有一个常考的题目是“信息素中和反应的定量分析”——正是我私下研究的方向。她推了推眼镜，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这个抑制剂的研究方向很有价值，如果这次集训能拿出更好的数据，我可以破格在省级选拔集训里给你单独立一个小课题。”

也就是说，改良版抑制剂的进度，不仅关乎陆砚辞的选择权，现在也关系到我的省队选拔。这两条线曾经是分开的——一条是我的竞赛，一条是他的芯片——但现在它们拧成了一根绳。而我手里最关键的实验数据，全来自同一个人的配合。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陆砚辞在门口等我。他靠在走廊墙上，手里拿着两杯热豆浆——永远是一杯给我，一杯他自己，永远是他那杯先凉，我这杯刚好入口。他把豆浆递过来，看着我：“张老师说什么？”

“她说抑制剂改良的数据可以帮我拿省队资格。”

他沉默了片刻。“那你需要更多样本？”

“样本够。但下一步改良需要高浓度的原始信息素——你还没被芯片修改过的那种。六岁的频谱数据我有，但实际样本浓度太低，不够做完整的中和路径分析。如果能找到更高浓度的原始信息素样本，最好是你被植入芯片之前、腺体还没受损时的血样。”

走廊里安静下来。远处有学生在排练元旦晚会的节目，钢琴声隐隐约约飘过来，是《月光》第一乐章，缓慢低沉的音符在冬天的走廊里回荡。他当然知道哪里可能有这种样本。我也知道。陆正霆的实验室。那个地下室里不仅有关押他的铁门，还有保存了十年的人体实验原始数据。芯片植入之前，陆正霆一定留了他的原始血样作为实验对照组。但那也意味着要回去。回到那个他八岁时被关了三天的地方，回到所有噩梦的起点。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豆浆喝完，把空杯子捏扁扔进走廊的垃圾桶，双手插回羽绒服口袋，仰头看着走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然后他说：“联合模拟竞赛之后，我带你去陆氏生物科技的地下实验室。我知道原始样本放在哪里。我是001号——所有档案里都有我的编号。”

“你可以吗？”

“不可以也得可以。”他转过头看着我，嘴角微弯，弧度很小，但眼神里的温度是烫的，“你的省队资格，我的原始血样，我们俩的未来——全锁在同一个地下室里。那就一起去开锁。又不是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