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七过后，日子忽然慢了，不是真的慢了，是心里有了一个等的人，等人的时候，时间总是走得特别慢，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不动。林柏舟每天早起，帮母亲择菜、扫地、倒垃圾……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的线，各走各的，偶尔交会，递一个碗，接一把菜，谁都不多看一眼；但那种沉默和刚回来时不一样了，刚回来时的沉默是冷的，像隔着一堵墙，现在的沉默是温的，像冬天里两个人盖同一条被子，各睡各的，但翻身的时候能感觉到对方的温度。

正月十二，母亲在厨房里卤鹅，酱油、八角、桂皮、香叶，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地冒泡，香味从厨房飘出来，飘满了整个屋子。母亲站在灶台前，用长筷子翻着鹅，翻一面，再翻一面，动作很慢，不着急。林柏舟走进去，站在她旁边。

“妈，我买了二十一的车票。”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中，鹅在锅里冒着热气，她继续翻鹅。

“几点的？”她问。

“下午两点。”

“到那几点？”

“晚上八点多。”

母亲没有再说话，她把鹅从锅里捞出来，放在盘子里，用刀切开，刀刃碰到鹅皮，咔嚓一声，脆的。她把切好的鹅码在盘子里，一片一片的，摆成扇形，鹅皮是深褐色的，油亮亮的，肉是浅褐色的，纹路清晰。她切得很慢，但每一刀都切得很准。

“妈。”林柏舟叫她。

“嗯。”

“我走了之后，你要按时吃药。”

母亲没有回答，继续切鹅。

“医生说的，不能断。”

“知道。”她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也是，到了学校，按时吃饭，别瘦了。”

林柏舟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手臂上松垮的皮肤。她的头发又白了一些，不是全白，是花白的，一根黑一根白的，像冬天的树，叶子落了，枝条还在。他想起小时候，她的头发是黑的，很黑，扎着一条大辫子，甩来甩去的。他喜欢拽那条辫子，她也不恼，只是回过头来，笑着看他。现在她不笑了，也不是不笑，是笑不出来了。

正月十三，他开始收拾行李。箱子摊在地上，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塞进去，他把那件深灰色的外套叠了两遍，才叠整齐。那是陆征去年陪他去买的，领口有一小块磨白了，他没舍得扔，他把外套放在最上面，压一压，再把拉链拉上。《诗经》也放进了箱子。

四姐来了，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甜汤，“喝。”她说，林柏舟接过来，低头喝了一口。红枣桂圆汤，甜的，烫的，桂圆煮得软烂，在嘴里化开，他喝了几口，把碗放在桌上。

“姐。”

“嗯。”

“我二十一走。”

“知道了。”四姐坐在他床沿上，看着他收拾，“东西都带齐了？”

“齐了。”

“衣服够不够？广州冷。”

“够。”

四姐没有再问。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

“小弟。”

“嗯。”

“到了发消息。”

“好。”

门关上了，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然后远了。

正月十四，大姐来了，她进门的时候带了一股冷风，手里拎着大包小包，都是吃的。卤鹅、炸粿肉、牛肉丸，还有一袋橘子，她把东西放在桌上，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在客厅坐下来，母亲从厨房端了茶出来，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说话。林柏舟在自己房间里，门没关，大姐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能听到。

“妈，小弟什么时候走？”

“二十一。”

“东西都收拾好了？”

“在收拾。”

“钱够不够？”

“够。”

沉默了一会儿，大姐的声音低了一些，“妈，你身体这几天怎么样？”

“还好。”

“血压呢？”

“每天量，不高。”

“那就好。”

大姐站起来，走到林柏舟房间门口，敲了一下门，林柏舟抬起头，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白色的，没有封口，鼓鼓囊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