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程真在第二天上午，趁着柏里又上山查看药材田时，在宿舍窗边拨出去的，耐心地重复了几次，才将事情的大致脉络、遇到的资金瓶颈、以及那个关于种苗试验基地的构想，清晰地传递给电话那头的父亲。

他没有过多渲染困难，也没有替柏里请求什么，只是用最客观平实的语言，陈述事实，以及他们目前想到的、似乎唯一的突破口。

电话那头，程建国沉默的时间比平时要长一些，良久，父亲沉稳的声音才透过电波传来，带着公事公办的考量。

想法有前景，瓶颈也确实存在。

但小真，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柏里在牵头，在跑，资金是给他的项目，基地是他的构想，难关也需要他自己来面对和解决，你转达我的意思：让他亲自来一趟，带上他所有的东西——想法，规划，问题，还有他打算怎么用这笔钱的详细方案，我要听他亲口说。

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

这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商人，最谨慎也最合理的态度，他要见的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要评估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决心和可靠性，而不是仅仅听自己儿子的转述。

程真握着电话，看着窗外远处山坡上那个正在弯腰劳作的身影，低声应道，好，我跟他说。

挂了电话，程真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山风吹动他额前的碎发，他知道父亲的要求合情合理，甚至是一种变相的尊重——将柏里视为一个平等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合作方，而非依附于程家的求助者，但这同样意味着，柏里需要独自一人，去面对那座他或许从未想过需要正面挑战名为“程建国”的高山，那份压力，可想而知。

晚上，程真在饭桌上，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父亲的意思，他观察着柏里的反应。柏里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他没有多问，也没有流露出忐忑，只是那顿饭，他吃得比平时更沉默，咀嚼得很慢，眼神有些放空，显然心思已经飞到了那座遥远的城市，那间他只在三年前短暂踏入过却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房。

接下来的两天，柏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几乎将自己关在了宿舍里，伏在那张旧书桌前，对着台灯昏黄的光，将之前所有的资料，报告，草图，预算，一遍遍地梳理，核对，完善。

他将建试验基地的必要性，可行性，技术路径，市场前景，风险预估，资金使用计划，甚至是未来可能的回报模式，都尽可能详细，清晰地整理出来，写进一份更厚的报告里，他不仅准备了文字和图表，还用电脑，简单制作了几页PPT，虽然粗糙，但重点突出。

出发的前夜，柏里终于将所有的材料分门别类，装进一个半旧的黑色文件夹里，他坐在灯下，最后一次翻阅，指尖抚过那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纸页，眼神沉静，却亮得惊人。

程真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脸颊贴着他的鬓角，什么都没说，那样静静地抱着，柏里身体放松下来，向后靠进他怀里，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依旧是程真开车一路上，两人话都不多。

别紧张，我爸是商人，看的是项目和做事的人，你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你只要，把你想做的，原原本本告诉他，就好。

柏里点了点头，目光坚定。

我知道。

高铁飞驰，柏里靠窗坐着，文件夹放在腿上，手一直按在上面。

他没有看风景，闭目养神，几个小时后，列车驶入繁华的都市，熟悉的喧嚣和密集的高楼，瞬间将他包围，但他无暇感慨，打车直奔程家所在的小区。

再次站在那扇门前，三年前，他是以程真“朋友”的身份，带着满心的不确定和对未来的迷茫来到这里。

三年后，他是以云雾村中药材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计划和全村的希望，独自前来，心境已然天差地别。

只是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程真就站在他身边，肩并着肩，在柏里独自进去面对父亲前，程真说，我陪你到门口，于是，车子是程真开的，路是程真带的，这扇门，也是一起走到的。

按响门铃。

很快，程母开了门，看到他们，回来了？路上辛苦了，你爸在书房等着呢。

目光在柏里身上停留了一瞬，带着复杂的关切，却没有多说什么。

谢谢阿姨，柏里礼貌地点头，换了鞋，程真也跟母亲打了个招呼，然后，两人一起踏上这场名为父亲的高山。

柏里深吸一口气，抬手，轻轻下那扇门。

进。

里面传来程建国沉稳浑厚的声音。

柏里推门进去，书房很大，程建国正坐在高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在看，看起来比三年前更清瘦了些，但那份不怒自威的气场，却丝毫未减，甚至因为环境的私密和安静，而显得更加迫人。

看到只有柏里一个人进来，程建国目光扫了一眼门口，随即收回，落在柏里身上和他手里那个显眼的黑色文件夹上。

来了？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