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只待了两天，我就坚决办了出院手续。

陈砚拦了我三次，从伤口感染说到情绪复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我只是摇头。“公司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在这里待着我更难受。”我扯了扯袖口，遮住小臂上的纱布，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我保证按时吃药，按时睡觉，绝不熬夜。”

陈砚看着我，最终还是叹了口气，妥协了。“那你答应我，绝对不能再强迫自己回忆了。要是再出什么事，我——”

“好。”我点头应下。

出院当天，我趁陈砚去办手续，自己拆了小臂上的纱布，换上从家里带来的长袖衬衫。伤口还没愈合，布料蹭过去的时候我嘶了一声，咬着牙把袖扣系到了最上面一颗。

不能让别人看见。

走出医院大门，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助理林墨已经开车在门口等着了，看到我出来，连忙下车接过我手里的包。“温总，您没事吧？脸色还是不太好。”

“没事。”我坐进车里，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回公司。”

接下来的一周，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处理堆积如山的工作，开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没有人知道我在家里发生了什么。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害怕。

不是害怕回忆本身——那些画面虽然痛，但每一帧都是珍贵的。我怕的是回忆之后的事。怕自己再一次失控，再一次把家里砸得稀烂，再一次拿起洗手台上的刀片。

我不敢再捅破它。

我把那本黑色牛皮笔记本锁进了书桌最深处的抽屉，钥匙扔在玄关的杂物盒里。晚上回到家，再也不踏进书房一步。我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电视开到最大声，让嘈杂的声音填满整个屋子——这样就不用去想那个海边的夜晚，不用去想他说过的那些话，不用去想那个模糊得不像真的、却让我差点死掉的梦。

我以为只要我不去想，不去碰，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

可那些被封存的记忆，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只要有一点阳光和雨水，就会疯狂地生根发芽。

那几天陈砚每天定时发来一句“今天状态怎么样”，我每次回的都是“还行”“挺好的”“没事”。她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掩饰，只是没有戳破。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我开车回家，路过一家还没打烊的花店。店门口摆着几盆蓝粉色的绣球花，在路灯下安安静静地开着。我不知不觉停了车，坐在驾驶座上隔着玻璃看了很久。

无尽夏。

我认得它。他姥姥家院子里种了满满一花圃，夏天开起来轰轰烈烈的，风一吹花瓣像蝴蝶一样飞。

我到现在都没找到那个书签。

花店的老板探出头来，大概以为我要买花。我发动车子，踩下油门走了。后视镜里那几盆绣球越来越远，最后化成一个模糊的蓝点。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差。梦里反反复复出现同一个画面——他站在日月贝的灯光下，手里举着那个书签，嘴唇一张一合，我却什么都听不见。

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一周后，陈砚给我打了电话。

“叙白，来我办公室一趟吧。”她的声音很温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我们可以试试催眠辅助治疗。和上次的深度冥想类似，但这次我会全程引导你，不会让你失控。至少比你自己硬扛着安全得多。”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

下午三点，我坐在陈砚的心理咨询室里。房间里拉着厚厚的窗帘，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薰衣草香。陈砚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怀表。

“今天的催眠只停留在浅层，你随时可以睁开眼睛叫停。所有的节奏，都由你自己掌控。放松，叙白。”她的声音轻柔得像羽毛，“跟着我的声音，慢慢深呼吸。吸气……呼气……对，就是这样。把所有的杂念都抛开，什么都不要想。”

我闭上眼睛，跟着她的指令慢慢深呼吸。怀表在我眼前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滴答声。渐渐地，我的意识变得模糊起来，身体越来越轻，像飘在云里一样。

“现在，你回到了2021年的6月。东澳岛旅行结束，你回到了学校。”陈砚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额头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冷汗瞬间渗了出来。我攥紧了拳头，熟悉的眩晕感再次袭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叙白？叙白你还好吗？”陈砚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要是难受就停下来，我们下次再试。”

“不用。”我咬着牙，声音有些颤抖，“我可以。继续。”

那天的催眠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陈砚的怀表在我眼前晃了不到二十下，意识就开始往下沉。身体越来越轻，像从某个很高的地方慢慢往下飘。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长，越来越慢。

先是模糊的光影，再是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的轨迹，然后是讲台上数学老师一成不变的灰色夹克。所有细节一点一点聚焦，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终于对准了焦距。

熟悉的教室出现在眼前。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课桌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数学老师正在讲着枯燥的导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