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慢慢地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她的笔记本移到她的水杯，从水杯移到手机的背面。她看著那道光，想起她妈妈说的话——“光会替妳记住的。”

记住什么？她不想记住。她想把这几个月的东西全部删掉。第一次在废弃厂房看到他站在门口，说“我需要你的曲线”。他在施工现场用算法解决那个偏移的问题，她问“你查过我”，他说“我研究过妳所有的作品”。他在玻璃墙上看著那条曲线，说“妳知道这东西算不出来吗”。他在茶馆签约的时候说“妳不是那种人”。他在教堂里说“妳妈妈的光很漂亮”。

全部删掉。但她删不掉。

因为她记得。每一个细节都记得。他递扳手的时候碰到她的手指，他说“你的手也是”的时候声音很低，他把手机桌布换成她的曲线的时候她心里跳了一下。她全部记得。

而她现在知道，那些记得都是谎言的一部分。

纪海棠闭上眼睛，把额头抵在桌面上。木头很凉，凉到她觉得自己的额头在发烫。她不知道自己在发烧还是只是太累了。她没有量体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她只是坐在那里，让时间过去。

程维是在第二天早上找到周玉砚的。

他不在办公室，不在家，不在实验室。程维打了十七通电话，没人接。他开车去所有周玉砚可能会去的地方——公司、家里、常去的咖啡馆、甚至那个废弃厂房。都不在。

最后他在大学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他。周玉砚坐在路边的长椅上，面前是一面爬满藤蔓的墙。他穿的是昨天那件浅灰色外套，手里握著一支笔——黑色的，笔帽上有一圈银色的环。

程维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都没说话。

过了大约五分钟，程维开口了。“你告诉她了？”

“她自己查到的。”周玉砚的声音很平，平到像一台在低电量模式下运行的机器。

“查到什么？”

“我恩师写给她导师的信。十年前的信。她看到那封信，知道我一开始就知道她是答案。”

程维沉默了。他想起六年前，林远舟把那封信给周玉砚看的时候，他在旁边。周玉砚看完信之后坐在恩师的病床边，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会找到她。”

程维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找到那条曲线”。现在他知道，从那时候起，周玉砚就把“纪海棠”和“答案”划上了等号。

“你早就该告诉她。”程维说。

“我知道。”

“不是在项目完成之后。是在你发现你不只是为了项目的时候。”

周玉砚没有说话。他低著头，看著手里那支笔。笔身有一点磨损的痕迹，是她经常用的那支。她在废弃厂房画第一条曲线的时候用的是这支笔，在施工现场调光的时候这支笔放在她的工具包里，在小教堂里她从口袋里拿出这支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他没看到写了什么，但他记得她写完之后把笔放回口袋的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以为可以控制。”周玉砚说。

“控制什么？”

“控制局面。控制进度。控制——”他停下来，“控制自己。”

程维看著他。认识周玉砚十年，他从来没听他说过“控制自己”这四个字。周玉砚是一个永远在控制的人——控制代码、控制参数、控制项目进度、控制团队的工作节奏。他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包括自己的情感。

“但你控制不了。”程维说。

“对。”

“什么时候发现的？”

周玉砚沉默了很久。长椅旁边有一棵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掉几片下来。有一片落在他肩膀上，他没有拨掉。

“在教堂里。”他说，“她说她妈妈的光是在陪伴。她说光可以替人记住说不出口的话。她说她从来没带任何人去过那里。然后她问我——要不要一起来。”

他停了一下。

“我那时候想告诉她。告诉她我为什么找她，告诉她那封信的事，告诉她——”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告诉她我看到的不是技术。”

“你为什么没说？”

“因为我不敢。”

程维愣住了。他从来没听周玉砚说过“不敢”这两个字。这个人面对学界的质疑没有退缩过，面对投资方的压力没有妥协过，面对恩师的离世没有崩溃过。但他说他不敢告诉纪海棠真相。

“你在怕什么？”

周玉砚没有回答。他低头看著手里那支笔，拇指在笔帽上轻轻按了一下。笔帽上的银环在路灯下闪了一下。

“怕她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