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写地址，没有贴邮票，信封上只有一行手写的字：“给海棠。”

她的手指停在信封上。

字迹不是导师的。导师的字很乱，像医生开的处方笺。这行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都很清楚，像写字的人习惯了精确和规律。

她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两页，蓝色原子笔，日期是十年前。

信的开头写著：“维明兄，见信如晤。”

纪海棠的目光往下移，看见了签名。林远舟。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没有立刻读信的内容。她把信纸放在桌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来，从头开始读。

“维明兄，见信如晤。近来可好？你的身体一直不好，要多注意休息。我这边的情况还算稳定，化疗做了三个疗程，医生说效果不错。你不用担心。”

纪海棠的手指收紧了。她不知道林远舟十年前就在做化疗。周玉砚没提过这件事——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跟你谈一件事。你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做情绪空间的研究，进展还算顺利，技术架构已经完成了大半。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情感模块。我的算法可以处理所有的物理参数，但处理不了人的感受。这让我很困扰，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纪海棠想起周玉砚说的话：“我的算法可以算出光的亮度、色温、角度、频率，但算不出人站在光里是什么感觉。”

原来林远舟也说过同样的话。

“上个月我在学术会议上看到你学生的论文——就是那个关于空间记忆和情感体验的研究。你的学生很有想法，她的结论我很认同：空间要记住人，不是记住人的名字，是记住人的习惯、节奏、情绪。这个方向是对的。”

纪海棠的呼吸变快了。她继续往下读。

“但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她的结论，是她的方法。她在论文里提到一种分析工具——情绪曲线。不是用数据画出来的曲线，是在现场感受光线变化之后用手画出来的线。这个方法很不科学，很不精确，很不像你会教出来的学生。但我觉得——她可能是对的。”

纪海棠的手开始发抖。

“我这几年见过很多设计师，每个人都在试图用数据解决情感的问题。他们画的曲线都很漂亮，很完美，很符合数学模型。但它们是死的。把它们放进我的算法里，产出的空间很假。像一个人在模仿情绪，而不是真的有情绪。我需要的是活的曲线——不完美、不规则、甚至有错误，但它是活的。你学生的曲线，可能就是我要的答案。”

信写到这里换了一页。

“但她太年轻了。我看了一下她的资料，才二十五岁，刚进研究所。她的曲线有灵气，但不稳定，需要时间成长。我可能等不了那么久——医生说我的时间大概还有五年，如果运气好的话。但没关系，这个项目本来就不是为了我自己做的。”

纪海棠的眼眶热了。

“我有一个学生，叫周玉砚。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去年全国算法竞赛的冠军，很聪明，很执著，也很固执。他跟我做情绪空间的研究已经两年了，技术架构大部分是他写的。他的能力没问题，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太相信技术了。他觉得只要算法够精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他不知道有些东西算不出来，也不知道算不出来的东西反而最重要。”

纪海棠想起周玉砚说“我错了”的时候，眼眶有一点红。想起他说“有些事不需要意义”的时候，声音里那个裂开的东西。

“我走之后，他会一个人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他会很执著，会很辛苦，会遇到很多挫折。我需要有人帮他——不是帮他写代码，是帮他看到技术之外的东西。你学生的曲线，可能就是那个‘技术之外’的东西。它能让他知道，有些问题不是用算的，是用感受的。”

信的倒数第二段只有一行字。

“如果能找到那个能画出情绪曲线的人，项目就活了。”

纪海棠放下信纸，手在发抖。她拿起信纸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三次。最后她把信纸按在桌上，强迫自己把最后一段读完。

“玉砚这孩子太执著，你要帮我看著他。不要让他走偏了，不要让他变成一台只会运算的机器。他值得被一个好的空间记住——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是因为他是个好孩子。”

信的结尾写著：“远舟，急就。盼回信。”

纪海棠坐在导师的椅子上，看著那两页信纸。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了，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信纸上，把蓝色的原子笔字迹照得很清楚。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十年前。林远舟十年前就看过她的论文，知道她的情绪曲线，知道她“太年轻，需要时间成长”。他在信里说“如果能找到那个能画出情绪曲线的人，项目就活了”。那个人是周玉砚一直在找的人。而周玉砚找了她——不是因为她在废弃厂房画了那条线，不是因为他在施工现场看到她的调光，不是因为任何她以为的原因。

是因为林远舟十年前就锁定了这个方向。

因为她的导师认识林远舟。

因为她的曲线，从一开始就是林远舟要找的答案。

纪海棠把信纸放回抽屉里，锁上。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的空气很凉，吹得她头发乱了。她扶著窗框，手指用力到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