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拿走了她的设计,把她踢出项目,连设计费都没给全。她花了八个月打官司,最后赢了,但那八个月里她一个项目都没接。不是因为没案子,是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纪海棠的设计可以被偷走还不吭声”。
他理解这种感觉。
恩师的项目被学界质疑了十年,说“不可能”、“太理想化”、“没有实用价值”。他花了三年证明它可以被实现,但每次快要成功的时候,都会卡在同一个问题上——情感模块。
他找过二十多个设计师,每一个都说“我可以”。但每一个人的曲线放进算法之后,产出的空间都很假。像一个人在背台词,而不是在说话。
直到他看到纪海棠的毕业设计。
那条曲线不对——从技术角度来看,它不精准、不规律、不完美。但它活了。
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知道了。
因为那五个拐点。
因为她在现场待了一整个下午,用手画出那条线。
因为她会蹲下来摸墙面的裂缝,闭上眼睛感受光的温度。
因为她说“让人忘记技术的存在”。
周玉砚拿出手机,又看了一眼程维的讯息。
“你疯了?”
他没疯。他只是发现了一件事——如果他要完成恩师的项目,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设计师,而是纪海棠这个人。
而这个人,最讨厌谎言。
他把手机收起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上车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茶馆的门口。帘子还在晃,古琴曲还在放。
他想,他大概需要开始学习一件事——怎么说实话。
周玉砚的办公室在园区最里面的一栋楼,三楼,整层都是他的实验室。纪海棠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程维在楼下等她,带她上楼。电梯门打开,她看见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没有隔间,没有独立办公室,只有一排一排的电脑桌和服务器机柜。墙上挂着三块巨大的屏幕,实时显示着各种数据流。最里面是一面玻璃墙,上面用白板笔画满了公式和架构图。
“周老师在那边。”程维指了指最角落的一张桌子。
纪海棠走过去。周玉砚坐在电脑前,面前是三个屏幕,每个屏幕上都是不同的界面——左边是代码,中间是数据模型,右边是一份扫描版的手稿。
他看到她,站起来。
“先看这个。”他直接走到玻璃墙前,指着上面最大的那张架构图。
纪海棠站在他旁边,抬头看。架构图画得很详细,分四层——底层是传感器网络,第二层是数据处理,第三层是情绪识别模型,顶层是控制系统。每一层都有密密麻麻的标注,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
“这是恩师留下的原始框架。”周玉砚说,“我改过十七个版本,但核心逻辑没变。”
纪海棠看了一会儿,目光停在第三层——情绪识别模型。她看到上面标注着几个数字。
“快乐,正一。悲伤,负一。愤怒,负二。”她念出来,然后转头看周玉砚,“你把情绪都量化了?”
“这是最基础的分类模型。”周玉砚说,“传感器捕捉生理数据,算法根据数据判断情绪状态,然后给出对应的参数。”
“所以你的空间认为,快乐是正一,悲伤是负一。”
“是。”
纪海棠沉默了三秒。
“人的情绪不是数字。”她说,“你今天很快乐,可能是因为天气好。但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候走进一个被标记为‘快乐’的空间,你可能就不快乐了。因为那个空间不懂你为什么快乐——它只知道‘快乐’这个标签。”
周玉砚的手指在玻璃墙上停了一下。
“那要怎么做?”
纪海棠没回答。她在玻璃墙前来回走了两步,看着整个架构图。每一层都很完整,每一个节点都有清晰的逻辑。但她觉得冷——和那天晚上看方案时一样的感觉。
“你的架构很完整。”她说,“从传感器到控制系统,每一层都做得很扎实。但你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什么问题?”
“你在问‘怎么让空间判断人的情绪’。”纪海棠转过身,面对他,“但你应该问的是‘怎么让空间回应人的情绪’。”
周玉砚皱眉。“有区别吗?”
“有。”纪海棠说,“判断是单向的——空间在看你,分析你,给你贴标签。回应是双向的——你在空间里做什么,空间就怎么配合你。它不判断你是快乐还是悲伤,它只是记住你在这个角落喜欢什么样的光,在那个位置喜欢什么样的温度。”
她走到玻璃墙前,指着架构图最顶层。“你的控制系统是根据情绪模型来输出参数。但如果情绪模型错了呢?如果传感器数据有误差呢?如果一个人同时感到快乐和悲伤呢?你的算法怎么处理?”
周玉砚沉默了几秒。
“你的意思是——让空间不判断,只记录。”
“对。”纪海棠说,“让空间记住人。不是记住人的情绪标签,是记住人的习惯、偏好、节奏。你每次走进来,它都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光,不需要判断,不需要分析,只是单纯地记得。”
“但那是长期数据积累才能做到的。”周玉砚说,“第一次走进空间的人呢?”
“第一次不需要完美。”纪海棠说,“你不需要在第一次就让空间完全懂一个人。你只需要让那个人觉得——这个空间不烦人。不试图判断他,不试图定义他,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等他待久了,空间自然会记得他。”
她说完,转身从桌上拿起一支白板笔,在玻璃墙上画了一条线。
不是直线,不是抛物线,不是任何有规律可循的波形。它像心跳——不规则的,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每一个拐点都没有公式可以推算。
周玉砚盯着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