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夏，南州吴府，母亲的病来得突然。医生说是忧思成疾，需静养。吴致和每日处理完公务便去榻前侍疾，母亲拉着他的手，眼中有泪：“致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儿子不敢。”

“你怪我没有力排众议，坚持你和佟小姐的婚事。”吴夫人叹道，“可那孩子自己写了退婚书，自己远走他乡……我一个妇道人家，又能如何？”

吴致和沉默。

“娘知道你的心。”吴夫人声音虚弱，“但你是吴家的独子，是南州军的司令，你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徐家那门亲事，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南州百万百姓考虑。桂军虽非中央，却是实打实的兵力与财力……”

“娘，您别说了，好好养病。”

“你答应我，好好考虑徐家的事。”吴夫人握紧他的手，“不是为娘逼你，是这个世道……由不得我们任性。”

吴致和最终点了点头。不是答应婚事，是答应“考虑”。但在母亲眼里，这已是让步的开始。

那天夜里，他独自坐在书房，窗外月色如霜。他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是那封已经起了毛边的信，和一枚精致的怀表。

他没有资格任性。他有南州要守，有吴家要撑，有母亲的期盼、部属的信任、百姓的托付。他不能为了一己私情，置这一切于不顾。可他也做不到，若无其事地娶另一个女人。所以他选择了拖延。一拖再拖，从春天拖到夏天，从夏天拖到秋天。徐家的特使来了又走，南京的特使走了又来；族人的催促从委婉到直白，从劝说到施压。

他就这样拖着，拖到母亲病情每况愈下，拖到日本人增兵港口，拖到张副官辗转带回的消息——佟小姐在伦敦一切安好，已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师从著名儿科专家，周末在伦敦东区的教会医院义诊。

她过得很好，很充实，正在成为她想成为的那种医生。吴致和站在窗前，听完这个消息，很久没有说话。

窗外南州的秋天来了，桂花正盛，香气浓得化不开。他想起那年中秋，祖父与佟老太爷在北平佟家后院对饮，桂花树下，五岁的元秋怯生生地叫他“致和哥哥”。那天的月光，和今夜一样白。

“军长，”张副官轻声道，“要不要给佟小姐寄封信？至少让她知道……”

“不必。”吴致和打断他，“她不用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他没有忘记？知道他还在等？知道他愿意为她对抗整个家族的逼迫？知道又如何。她远在万里之外，正在实现她的理想；他困在南州城中，走不出责任的牢笼。有些话，说了是负担，不如不说。有些情，给了是牵绊，不如不给。他唯一能给她的，就是让她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回头，不必牵挂，不必为他耽误一分一毫。

至于他自己——他把那枚怀表放回木匣，轻轻合上。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