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第二天，沈砚起得很早。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比平时更亮，更干净，像被那场雨洗掉了所有的杂质。

窗台上还有水痕，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她蹲在窗台前，用一块干布把那些水痕擦干净，连窗框的缝隙都擦了一遍。

她擦得很仔细，像在擦拭一件她珍惜了很久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

擦完窗台，她又去了阳台。

阳台地面上的积水已经干了，但栏杆上还挂着水珠，在阳光下像一串串微型的钻石。

她用干布把栏杆擦了一遍，又把那张麻雀食堂的纸条重新贴了一下——雨把它的一角泡翘了，她用双面胶在背面粘了一小块，按回原位。

然后她站在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雨后的空气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是灰尘被冲刷干净后泥土和植物释放出的那种清冽的、带着一丝甜味的气息。

香樟树的叶子经过一夜雨水的洗礼，绿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枝叶间的缝隙里漏下斑驳的光点，落在阳台的地面上，像一枚一枚被揉碎了的金色硬币。

那三只麻雀今天来得比平时晚。大概也在等天晴。

它们落在栏杆上的时候，羽毛是蓬松的，大概刚在哪个树枝上抖干了自己。

缺趾的那只先落地，然后缺毛的那只，然后是那只米白色的。

它们按照一贯的顺序，先观察环境，再跳下来，再啄米。

沈砚没有靠近，只是站在阳台门内侧，隔着门框看它们。

她看它们啄完米、抖了抖翅膀、飞回了香樟树的树冠里。那些小小的、灰色的身影消失在枝叶间，留下一串细碎的、发亮的叫声。

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在发呆。

但她没有。

她转身走回客厅，从茶几上拿起那个深蓝色的小本子，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

她看得很慢，每一页都停留了很久。

她看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下来了，手指在那几行潦草的字迹上轻轻划过。

那封信。

她看了很久。

久到阳光从窗台的这一边移到了那一边，久到茶几上的水杯里凝了一层细小的气泡。

然后她合上本子，把它放回茶几，拿起了手机。

她拨了一个电话。

她没有犹豫。

她把手机举到耳边，手指在屏幕上按了那一串数字，没有停顿，没有退缩。

听筒里响起拨号音，嘟——嘟——嘟——每一声都清晰而稳定。

她等着。

我在她脚边蹲着，尾巴贴着地面，耳朵微微向后转，听筒里传来的声音。

接听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低沉，平稳，和昨天在厨房里做饭时一样，和昨天在阳台握住她的手时一样。

沈砚开口了，她的声音很正常，不大不小，平稳，明亮：“妈，我想学你做的那道排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我能想象那个女人在电话那头的表情，大概是拿着手机，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又压了回去，用平时那种平稳的、不露声色的声音说：“好，我教。”

沈砚没有挂电话。

她站起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她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从冰箱里拿出排骨、姜、蒜、冰糖。

她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案板上，动作从容，带着一种她已经练习了很多次的、属于厨房的笃定。

“要焯水吗？”她问。

“要。冷水下锅，煮到水开，撇掉浮沫。不要煮太久。”

“浮沫撇干净了对吧？”

“对，撇干净。然后捞出来用温水冲一下，不要用冷水。”

“为什么？”

“冷水一激，肉就紧了，炖不烂。”

“好。”

她开着免提，把手机靠在调料架上。

那个女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清晰，沉静，像一块稳当的石头。

她说一句，沈砚做一步。

她说“油热了放冰糖”，沈砚就往锅里放了冰糖。

她说“炒到琥珀色”，沈砚就盯着锅里的糖色，等到它变成那种深色的、发亮的光泽。

她说“放排骨，翻炒上色”，沈砚就把排骨倒进去，锅铲翻动，糖色均匀地裹在每一块排骨的表面，泛着红润的光。

她们之间的对话很短，很简练，没有多余的话。

排骨炖上了。

锅里咕嘟咕嘟的，香气开始升腾起来。

和红烧肉的香气不同，排骨的香气更清一些，更鲜一些，带着骨头里熬出来的那种醇厚。

沈砚站在灶台前，盖着锅盖，看着锅盖边缘冒出的白气，手里还握着锅铲，但她没有在炒什么，她只是握着，像握着一样和这锅汤同样重要的东西。

电话还没有挂。

那个女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带着一点厨房里的回响——她大概也在做饭，也在某个灶台前，手里握着某个锅铲，和她的女儿做着同一道菜。

“炖多久？”沈砚问。

“四十分钟。别掀盖子。”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