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雨忽然来了。

我从窗台上跳下来的时候，雨点已经开始砸玻璃了，最开始是零星的几颗，像试探，然后变成了密集的鼓点，再然后变成了一种铺天盖地的、没有任何节拍的轰鸣。

夏天的雨不像春天的雨那样温柔，它们是暴烈的、急切的、带着一股要把所有东西都冲刷干净的蛮劲。

沈砚在厨房里，正在处理一条鱼。

她的刀工比以前好了很多，虽然还不能做到像菜谱上写的那样一刀到底，但至少不会把鱼皮刮得乱七八糟了。

雨声响起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手里的动作没有停。

她大概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雨——这座城市夏天常有这种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下完之后连地面都来不及湿透，太阳就出来了。

但这场雨没有停。

它越下越大，大到整间屋子都在震动——不是真的震动，是那种声音大到让人产生错觉的震动。

窗户被雨砸得嗡嗡响，阳台上的香樟树被风吹得弯了腰，枝叶拼命拍打栏杆，像一只被困住的巨兽在挣扎。

沈砚放下刀，走到阳台上。

阳台没有封，只有一道推拉门隔着室内和室外。

雨从外面打进来，把阳台的地面浇得湿透了，积水顺着地漏的缝隙往下淌。

那三只麻雀显然已经找地方躲起来了，香樟树的树枝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雨在敲打每一片叶子，发出密集的、没有间隙的声响。

她伸手接了一把雨。

雨水从她的指缝间漏下去，打湿了她的袖口。

她没有缩回手，反而把整只手都伸了出去，掌心朝上，让雨水冲洗她的手指，指缝，手腕。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舍不得喝，先把手伸进去，感受那种被水包围的、久违的触感。

她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她的表情变了。

她站在阳台门口，面对着六月的暴雨，雨水溅在她的脸上、身上，她没有躲。

她甚至往前迈了一步，走到了完全没有遮挡的地方，让雨直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整个人的轮廓上。

她转身走进屋里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头发贴着脸颊，水珠从发梢滴落，沿着脖颈往下淌。T恤贴在身上，显出肩膀和脊背的形状。

她赤脚走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从阳台到玄关，又从玄关到卧室。

脚印是深色的，在地板上格外明显，像一串忽然出现的坐标，标记着她刚刚走过的路。

她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了一只纸箱。

这只纸箱我见过。就在她床底下那个位置，我搬进来第一天就发现了它，但一直没有打开过。

纸箱不大，大约两本《结构力学》摞起来的大小，边缘用透明胶带封了好几道，胶带已经发黄了，有些地方翘了边，露出底下褐色的纸板。

她把它拖出来的时候，纸箱底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她停了停，像在犹豫什么。

然后她撕开了封口。

胶带被撕开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滋啦一声，像什么东西的封条被拆除了。

她打开纸箱，里面装着一些东西，用旧报纸包着，一层一层，叠得很整齐。

她先把最上面的那层报纸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一只毛绒兔子。

白色的，耳朵一只立着一只耷拉着，鼻子是粉色的，绣线有点松了，露出一小截白色的线头。

眼睛是两颗黑色的塑料珠子，在灯光下闪着光。

她拿起那只兔子。

她把兔子举到眼前看了看，又翻转过来看了看背面，然后把它放在床上。

又拿出了第二样东西——一个铁皮文具盒，上面印着已经褪色的卡通图案，看不清是什么了。

她打开文具盒，里面有橡皮、铅笔头、一把生锈的尺子、几枚回形针、一张叠得很小很小的纸条。

她把纸条展开。

纸条上的字是铅笔写的，有些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妈妈，我爱你。”字迹稚嫩，笔画有轻有重，某些笔画因为铅笔削得太粗而显得格外笨拙。

爱字的心底写得特别大，像一个被撑大了的心形，占了大半个字的位置。

她看着那张纸条。

雨还在下，窗户被拍打的声响很大，但在这间卧室里，在这张床的边上，那个声音好像隔得很远。

她的表情和看相册时不同，看相册时她是在看别人的照片——那些她认识但已经不完全属于她的过去。

看这些旧物时，她是在看自己的东西。

那些她写过、用过、抱过、藏过的东西。

它们属于她。

它们一直在那里，在床底下这个纸箱里，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的包裹里，在她以为已经忘掉但实际从未忘掉的角落里。

她把纸条折好，放回文具盒，把文具盒放在兔子旁边。

然后她开始翻箱子里的其他东西——一本封面已经掉了的童话书，几块积木，一个玻璃弹珠，一根扎头发的皮筋，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婴儿T恤。

每一件东西她都会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再放回去。

她摸那件婴儿T恤的时候，手指在布料上停留了很久。

那件T恤太小了，小到只能装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白色的，领口绣着一圈小花边，花边的针脚走得歪歪扭扭的，是自己绣的。

她一针一针地绣上去的——哪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