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门口已经围满了记者。
白業的车刚停稳，闪光灯便透过车窗砸过来。他坐在后座，手指搭在膝盖上，盯着窗外那片白茫茫的光。
那些光是针。是12岁那年音乐课上，台下同学的眼睛。扎在他身上，等着他张嘴，等着他出丑，等着他证明自己是个笑话。
祈愿坐在他旁边，伸出手，覆上他的手背。
“别看外面。看我。”
白業转过头。祈愿的脸在逆光里有些模糊，但那双眼睛很亮。白業忽然觉得那束光很残忍。它照得太清楚了，清楚到让他看见自己手背上凸起的静脉，看见指甲缝里没洗干净的血迹，看见自己正在发抖。
“祈愿。”
“嗯。”
“你紧张吗？”
祈愿想了一下：“有一点。但我的紧张和你不一样。我紧张是因为怕你紧张。”
白業的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他想起母亲最后一次清醒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小業，妈妈紧张，是因为怕你紧张。”
司机老张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白先生，到了。”
白業推开车门。闪光灯和喧嚣涌过来，他眯了一下眼睛，站在车门外，没有动。祈愿从另一边下车，绕过车尾，走到他身边。
记者们的声音涌过来——
“白先生，请问您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预期？”
“您的病历被公开，是否会影响您的证词可信度？”
“请问您和这位先生是什么关系？”
白業听不清。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笑，刺耳的笑，像12岁那年的音乐课，老师让他唱歌，他唱不出来，脸憋得发红，台下的同学在笑——“笑死了，他连嘴都张不开。”
祈愿没有看那些镜头，没有看那些话筒。他只看白業。
“走吗？”
白業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能点头。也许只是肌肉记忆，也许只是因为他不想让祈愿的手落空。
他们并肩走向法院大门。祈愿走在白業右手边，靠近旁听席那一侧。白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台阶望不到头。白業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那些笑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从记者们的镜头后面，从围观人群的窃窃私语里，从台阶两侧法警面无表情的脸上。
他的胃开始燃烧。
走到台阶中间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祈愿也停下来。他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白業的手腕，又松开。
白業继续走。他数着台阶。十七级。十八级。十九级。
法院的大门打开。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站着法警。
白業走在前面，祈愿跟在后面。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那声响让他想起医院的走廊，想起母亲病房外的长椅，想起自己无数次坐在那条长椅上，数着地砖的格子，等医生出来告诉他“今天她认出你了”或者“今天她又忘了”。
“白業。”
祈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白業没有回头。
“我在。你回头就能看见我。”
白業站定了两秒。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快，很浅。他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会软弱，就会想逃。但他不能逃。他走了太久才走到这里。他把母亲的病历、自己的病历、自己的尊严，一样一样从身体里掏出来，摆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不是为了逃的。
他走到走廊尽头，停在厚重的木门前。门内隐约传来法槌敲击桌面的声音。
他推开了那扇门。
狭窄的审判庭里，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记者、白氏家族的人、普通旁听者。白業的目光扫过去，看见了几张熟悉的脸——大伯、二伯母、几个叫不上名字的堂兄妹。他们看着他，表情各异。有的冷漠，有的好奇，有的像是在看一场戏。
他想起小时候过年，这些人也在，那时候他们看他的眼神是怜悯的——“可怜的孩子，妈妈疯了。”现在那怜悯变成了审视，变成了评估，变成了“让我看看这个疯子今天能演出什么戏”。
他的父亲白政司坐在被告席上。穿着藏蓝色的囚服，头发剃短了，脸上有老人斑。他坐得很直，像以前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的样子。看见白業进来，目光停留在他身上，没有移开。
祈愿握了握白業的手，松开，走到旁听席第一排坐下。步子一已经在那里了，朝白業点了点头。白業走到证人席旁边的位置，等书记员叫他的名字。
“白業。”
他走上去，站进证人席。木质的围栏把他和人群隔开了。他举起右手，跟着书记员念誓词。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自己听不清。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像一根绷紧的弦。
“我宣誓：我以我的人格和良知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毫无虚假，绝无隐瞒。”
念完最后一个字，他的手指开始发抖。他把手放下来，压在围栏上，试图让它停下来。它不停。他低头看自己的手，看见指甲缝里渗出的血，看见掌心那道新鲜的伤口，血珠正顺着掌纹往下滑。
对方律师站起来。五十多岁的男人，戴金丝眼镜，头发花白，声音很温和。
白業认识这种温和。
律师：“白先生，您和您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是这样吗？”
白業：“是。”
律师：“您从十六岁起就搬出了白家，之后很少与父亲联系？”
白業：“是。”
律师：“您是否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
白業：“是。”
律师：“您是否曾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特征？”
白業：“……是。”
律师：“您是否有过自伤行为？”
白業的目光越过律师，落在祈愿身上。祈愿看着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白業：“……是。”
律师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到某一页：“和睦医院精神科病历，2017年3月12日首次就诊，主诉‘情绪低落、失眠、自杀念头’。诊断：重度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特征。病程记录：患者自述有反复自伤行为，包括割腕、抓伤、以头撞墙、上吊。”他抬起头，“这些记录，准确吗？”
白業的声音更轻了：“……准确。”
“您的母亲林鹿女士，是否也患有精神疾病？”
白業的手指掐进掌心，伤口裂开了。血顺着手掌边缘滴在裤子上，深灰色的布料洇出暗色。
“证人请回答。”审判长的声音没有感情。
白業闭上眼：“……是。”
他不敢睁眼。他知道一睁眼就会看见白政司。但他还是睁了。白政司坐在被告席上，嘴角有一点弧度，样子不像在看自己的骨肉，倒像是在看路边一条疯狗。
白業把目光移开，落在祈愿身上。祈愿低眉抬眼，安静地看着他，唇微微张合。
【我在。】
律师继续问：“您是否曾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
“是。”
“是否曾接受电休克治疗？”
“……是。”
“是否曾出现幻听或妄想？”
白業沉默了。他想起电休克治疗后的那种空白，想起自己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道自己是醒了还是还在梦里，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那种空白是仁慈的，因为它让他忘了疼。但现在他想起来了。他想起来那种空白之后是什么了。是更疼的清醒，是知道自己被空白洗过了一遍，但脏还在，只是被冲到了角落里。
“证人请回答。”
“……是。”
旁听席传来窃窃私语。白業听见了“疯子”“遗传”“怪不得”这些词，从那些嗡嗡声里浮出来，像水里的气泡，炸开在他耳边。
律师放下文件，换了一个角度：“白業先生，2017年4月15日，您曾报警称父亲试图杀害您。但警方调查后认定您当时处于妄想状态，未予立案。您今天站在这里的指控和当年那通报警电话，有什么区别？”
白業的呼吸停了。他感觉到空气变成固体，堵在气管里。那个报警电话。他二十一岁，被打到肋骨骨折，爬出门去报警，警察来了，白政司拿出他的病历，说“孩子有病，总是幻想有人害他”。警察走了。他被拖回去，断了两根肋骨。
“证人请回答。”
白業的声音突然大了。变成了野兽般的嘶哑。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区别是，当年没有人相信我。”
律师顿了一下，温和地笑了笑：“白先生，请冷静。我只是在问问题。”
白業的呼吸变得急促。心脏在喉咙里跳动。他的手开始抖得更厉害了，压都压不住。血已经顺着围栏往下滴了，一滴，两滴，落在地板上，在灰色的地毯上洇出深红色的圆点。
旁听席的笑声又传过来。或者那不是笑声，只是咳嗽，只是衣服的摩擦声，只是他的幻觉。但他听见了。他永远能听见那种笑声。那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病。
祈愿站起来。
“审判长。我请求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
审判长看了他一眼：“你是——”
“祈愿。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我具备精神医学相关专业知识，也是白業先生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