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先生的重新革命与“北洋化”的资本主义自身漫长嬗变是不同的路径。

这一路径的主要优势是国家的集中统一，特别是华夏这样的大国尤其重要。

这是相对于“北洋化”的社会现状，新的集中统一、□□与寡头共和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其隐患是暴力的方式在实践中的不易过渡、蜕还，变数、不确定性大。

但是先生在这里引入了两项重要内容：

一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一开始就规定、承诺了军政之后要过渡到训政及宪政，这对之后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

二是一开始就引入了“民生”及“民”之“民权”，即华夏版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毕其功于一役”、毕发展和改造资本主义于一役。

先生的“毕其功于一役”、毕发展和改造资本主义于一役的思想，对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其自然轨迹上讲，是不断向专制资本主义、上层资本主义发展。

专制资本主义、上层资本主义自然演进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一般归宿，是演进、肢解入“北洋化”、“拉美化”。

也就是说，专制资本主义、上层资本主义，经过一定的历程，最后也会陷于与那些被动引入的被殖民化的专制落后的后发资本主义一样的“拉美化”、“北洋化”，

即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发劣势、“后发陷阱”。

孙、国民革命、蒋的新的集中统一、□□，脱离了“北洋化”、 寡头共和，

是赢得了摆脱“后发陷阱”、后发劣势的历史时机，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本质上也是“北洋化”社会陷入“北洋化”之后它的漫长的嬗变历程的一种嬗变路径，一种嬗变形式、嬗变形态。

如果没能借此及时实现“后发”弯道超车、“后发”超越优势，最后即仍会退回、退入“后发陷阱”。

这是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发陷阱”现象、陷入“北洋化”的前后两条路径，两种形态；“北洋化”的陷入还有上面论述的被殖民化的路径、形态。

“北洋化”经过漫长的嬗变，是有不断良性化的可能的。

近代演绎的是国民革命的重新集中统一。

这种作为“后发陷阱”、“北洋化”后一路径的重新集中，有些类似于帝国朝代的中期、后期中兴。

与“后发陷阱”、“北洋化”的前一路径相比，它的现代社会、官僚资本的基础厚实很多，专制的程度却相应地弱化；

其专制的程度很难再重新达到前一路径“北洋化”之前的程度，并且还有重新陷入“北洋化”的可能。

传统专制的发展中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上层资本主义特别是权贵经济形式是非常麻烦、非常可怕的，是灾难性的。

它是寡头的半专制性的，一则它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它并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是一种转型形式，

二则更糟糕的是，它不但没有完成社会的转型，却把专制社会真正的致命弱点、隐患引爆了：

其实暴力性的社会动荡主要的就是由此引发的，

它是引发暴力性的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主要形式，它是暴力性的社会动荡的主要构成因素、主要根源。

专制社会存在着这样的致命弱点：

政权相对孤立、专横，政权与社会底层对立、不通融，社会不可能最终解决腐化和离心这一历史难题，也不可能随时化解不断积累的对立情绪，或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不断更新政权。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集权专制体制总是伴随着派系、腐败、垄断等现象以及僵化、守旧等必然属性，

这些现象一开始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日积月累，便总慢慢蔓延起来，并基于一系列意外的和偶然的变故得以发展，

这种发展会呈加速度趋势，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呈现失控状态，

这时腐化趋势便很难再加以制止，除非又有新的意外变故。

进入近现代，在引进和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过程中，

这种专制集权体制，由于插入了“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因素，犹如注入了腐败催化剂，为腐败提供了新的土壤和机会，加速、加重了它的腐败和程度。

并常常在自由资本主义及上层资本主义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前过早地出现动荡，导致暴力对抗和社会长时间的动荡不定，

这样各种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武力。

这就是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拉美化”、“北洋化”、“后发陷阱”的基本演化轨迹。

近代的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近百年来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成果，

但这个成果是不健康的，腐败的，并且最后是归于崩溃和被彻底清除的。

自五十年代起，社会重归大一统。历史发展里程中的又一大周期、第七轮周期至此最终完成。

这既是大一统第八轮周期的开启，也是近代化、民族资本时代及向社会化共治阶段演进的第一轮周期结束。

近百年来近代化运动的这一成果也是最后成果的被彻底清除，标志着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结束，民族资本时代及向社会化共治阶段演进的第一轮周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