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上面说的是针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残酷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的修正、改造、扬弃。

更多的、更复杂、更艰难的，是传统专制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社会控制。

这里不单存在着对自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修正、改造、扬弃的问题，

单就由传统专制社会如何发展起良性的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世纪性的大问题。

这里涉及到由传统专制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后发陷阱”、后发劣势、“北洋化”的历史性大课题。

由传统专制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过程中，

直接发展起自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修正、改造、扬弃版的新的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先来剖析由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后发陷阱”，即“北洋化”。其起始是近代化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发展，从其自然走向上讲，是向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演化，

同时也衍生出官僚资产阶级及私营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或改良的或革命的民主力量，

但占居着主导地位的始终还是专制而又腐化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

从明朝周期开始，带有浓厚的官僚色彩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即官僚资本的出现，使豪强世族开始衍生出一种新的形态——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开始成为侵蚀专制社会的一种新的顽疾。

同时，君主专制也由单纯的专制小农社会开始出现专制国家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

作为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及豪强世族新形态的官僚资本，同时也是由此开启帝国之后一系列近代化嬗变的洋务运动，

其出现及出乎意料地迅速兴起，就是得益于外界、外族的力量：鸦片战争、外国殖民势力，

以及极其偶然的意外的变故：太平之国的骤然兴起崛起的一大批地方实力派。

由此撬开了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古老专制帝国的大门，

也由此开启了近代帝国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近代化嬗变历程。

帝国近代化嬗变的地方实力派、官僚资本的社会、现实基础，使帝廷逊位后的社会，充满变数。

当时有过很有深意的胡宋之辩。

胡主张美国式的联邦共和，

“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〇五年后国会之覆辙。

国会且然，何有内阁？

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仗。

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

略言之，胡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并行，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

宋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以内阁架空总统，以中央架空地方。

宋氏沙上造塔，孙氏、胡氏的意见在当日或许更具可操作性：

短期来看，总统制确实会赋予袁相当大的权力；但长远来看，地方分权式的联邦制，确能成为制约袁偏离共和轨道的真正有效的力量。

前者能满足袁氏的权力欲，后者能为制约力量的存在和发育提供制度保证。

帝廷逊位革命，作为一场共和立宪的社会革命，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主观因素是不成熟的，准备不足。

当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缺乏建立共和政权的思想心理准备、政治目标策略和组织条件。

比如共和、共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本质分野在哪里？在暴力，在军事暴力，在对国家、社会内部的暴力管控。

共和、共治政体的政权合法性、根基来自于社会，它需要由社会实体、社会组织、社会主体作支撑；

专制政体的维系在于对国家、社会内部的暴力管控，以及依附于这种暴力管控的愚民、教化。

帝廷逊位革命作为共和立宪民主革命，最大、最根本、最致命的隐患、问题是什么？

是专制所依藉的暴力所在的北洋新军、北洋集团、袁的北洋军，主要的并不是袁本人。

面对北洋军和革命军两大军事集团，当时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没能就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甚至是其中的重视程度更甚至是这一认识、意识本身都不足或不统一。

帝廷逊位革命最根本、最关键、最致命的一个症结，

是袁在他的军事势力老巢北方、北京就职，及错失了把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的历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