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帝廷逊位革命的失败，与其说是社会条件尚不完全成熟，不如说主观判断和主观选择上的人为失误，

及之后革命党、国会、国民党的对立情绪、对立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中立宪派的主观失误又是最主要的。

在近代，如果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具有很大的必然性的话，那么袁的帝末新政和这次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被颠覆，则是相当令人惋惜的。

应该看到，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孕育和成熟，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古老专制帝国大门的撬开，

是多种历史条件促成的，也算是历史机缘、契合的。

这次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被颠覆，及之后个人集权专制及政治组织专制形成，这历史机缘、契合的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的历史成果被湮没。

在个人集权专制及政治组织专制形成并重新稳定之后，

再重新凑齐撬开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集权专制大门的那众多历史条件，是要重新轮回开始的，还不再一定是那么幸运的。

在华夏、帝国大地上，自东周、春秋始的个体大发展，个性、思想大解放，

春秋战国自管仲始是第一次，两晋南北朝是第二次，宋是第三次，秦、元明清专制强化，第四次就是民国时期，改革开放是第五次。

孙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特别强化“民”的民权理论，及节制资本，

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修正、改造、扬弃、超越的社会共治思想。

《〈民报〉发刊词》：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即直接运行改造态的资本主义。

这完全就是华夏版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华夏版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毕其功于一役”、毕发展和改造资本主义于一役。

实际演变，不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没有看到，自由的资本主义、共和立宪民国也支离破碎、流于形式。

面对实际的北洋军事强人政治乱局，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

至训政，蒋的“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的政治制度，从法律上确认国家权力交由蒋党行使，确认了国民政府对其的隶属关系，使□□合法化。

至此，蒋党、蒋在民国的名义下行专制之实，近现代的政治组织专制、□□及个人集权专制形成。

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时，面对北洋军和革命军两大军事集团，当时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没能就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这两者最后都最终归向专制之途，其中深刻的历史意蕴值得深刻的回味、深思。

政权由“革命党”独家操控，易于专制，也易于催生政治贵族，导致政治腐败，破坏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张太炎、张謇等有识之士，在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初始时的警觉是中肯的。

由于消极汲取民初政党政治的教训，孙提出 “革命时期” “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宪法当然是由“本党”制定，宪法只能是“革命宪法”，而未来的所谓“宪政”也就成了一党“党义”规范的宪政。

这样一来，本来或许还可以期望实现的在“军政”、“训政”之后的“宪政”目标也就有了很大的变数。

北洋时期的权力更迭频繁和腐败横行，与袁的帝制自为被推翻，北洋集团失控及各地军阀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从近现代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如拉美、东南亚等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这种现象，是共性，不是北洋独有。

具体来说，欧美等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内生的，是自耦合、自洽的。

拉美、亚非等被动引入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就被殖民化的国家而言，

由于其专制体制的被打破，是由帝国殖民势力，及本国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共同促成的，

这样，帝国殖民势力，旧有专制势力，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等错综复杂的各方社会势力搅混在一起，导致了北洋、拉美等地权力的混乱和腐败。

这就是被动引入的被殖民化国家后发资本主义的“拉美化”、“北洋化”现象。

官僚资本、权贵经济是北洋化的主要基础、主要形态。

缕 兰：这些好理解。

爸爸。

逻辑明了、清晰，更深刻、精辟、到位，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