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广州，暑气未散，仍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码头的鱼腥气、骑楼的木樨香和街巷里隐约的叫卖声都裹在里头。

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戈站在新亚酒店的门廊下，抬头望了望那烫金的招牌。他瘦了些，眼窝却比从前更深，看人时总带着点审慎的温和。

“李老板，楼上给您留了朝街的套房。” 侍应生卑微地引着李戈往楼梯走。

酒店和船行有协议，船行定期与酒店结算，甚至还可以从酒店临时预支资金周转，这也是当初考虑到有些船长可能漏船的情况，他就定下了这规定。

套房里的藤椅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温度，李戈推开窗，楼下就是长堤大马路，黄包车叮当的铃声混着汽车喇叭声涌进来。他摸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静华的照片。

三个月失联，也不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不过父亲过世这么大的事情她都能应对，现在还有梁国华，陆崇等船长们在帮着她，船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街面上传来了一阵骚动，一群要饭的孩子在抢半个窝头，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冲上去，把身上的钱全掏了出来，散给了他们，孩子们一哄而散。如果没有那蓝衣小伙子站出来，那受伤的孩子.....那群孩子明天会不会还为一个馒头打得头破血流呢。

当晚，李戈失眠了，藤椅上摊着几张报纸，有中央日报，也有偷偷买来的救亡日报。中央日报上满是 “剿匪” 的消息，救亡日报上却印着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

他想起监狱里的日子，同监室有个年轻人，被打得浑身是血，还在哼《义勇军进行曲》，说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去，死了也值。他很配服这个只比他小两三年的年轻人，热血上头，可现在看着窗外暗下来的天色，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挠着，又酸又胀。

他的家庭老师郑文宇以前也给他看过一些书籍，渐渐地，他也理解老师在做的事，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帮老师运东西，总想着是积德行善，是帮那些真正做事的人，他亲自运送过程中，也有机会接触了郑老师的朋友，被他们的气节所感动。而他，其实也是郑老师的朋友们把他从监狱救出来的。

那还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

暮色像画师手中的笔，泼墨挥毫，正一点点落向城市的天际线。头戴一顶灰布帽，李戈站在 “利民百货” 门口那盏陈旧的路灯下，他搭着“天宝一号”来广州，要见一位从南洋来的客商，然后又要乘船回南宁，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中那被握成一卷的报纸他眼角的余光扫过街角，一阵越来越清晰的喧哗声从东边传来。

“打倒汉奸卖贼！”“反对妥协投降！”

口号声像滚雷般逼近，夹着纷乱的脚步声和零星的警哨。李戈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想往旁边的巷子里退，可已经晚了。一群举着标语、情绪激昂的人潮涌了过来，像一股失控的洪流，瞬间将他裹挟其中。他试图稳住身形，大声喊着 “让一下，我不是……”，但声音立刻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呼喊里。

混乱中，有人推了他一把，他踉跄着撞到前面一个穿工装的青年。还没等他站稳，胳膊就被一只粗硬的手死死钳住。

“老实点！跟我们走！” 一个穿着黑色警服的男人瞪着他，帽檐下的眼神锐利如刀，另一只手里的警棍在昏暗中闪着冷光。

“你们弄错了，我只是路过！” 李戈挣扎着，试图解释，“我有身份证明……”

“少废话！到了局里再说！” 警察根本不听，猛地一拽，将他往停在路边的卡车方向拖。李戈的肩膀被勒得生疼，他看着周围一张张或愤怒、或惊慌、或麻木的脸，心里涌起一阵寒意 —— 最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麻烦的是，今天他见客户的事，没和船队说，

被推上卡车的瞬间，他借着身体的晃动，悄悄将报纸和帽子扔路灯底座上，指甲蹭掉了一小块皮，渗出血珠，他却浑然不觉。

看守所的号房比想象中更逼仄。水泥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散发着霉味和汗臭混合的气息。角落里堆着几个破碗，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石。

李戈靠着冰冷的墙壁坐下，闭上眼睛，试图整理混乱的思绪。审讯室里的较量还历历在目。他报了自己的身份：天宝船行的总经理。从南宁押货来的。但在混乱中丢了身份证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正好路过，被人挤进去的。” 警察翻来覆去地问，用强光晃他的眼睛，拍着桌子吼他。

“其它人都说不认识他，这小子真的是船老板吧” 他听见外面警察低声议论。

最终，因为 “涉嫌参与非法集会”，又查不到确凿的犯罪证据，也无法核实他的真实身份，他被暂时关在了这里，成了一个 “身份不明的嫌疑犯”。

这不算最坏的结果，却足够棘手。李戈睁开眼，看着对面铺位上那个蜷缩着睡觉的老头，还有斜对角那个眼神阴鸷的壮汉。这里每个人都沉默着，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空气里弥漫着绝望和警惕。

“新来的？” 老头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像口里含着石头，“犯了啥事儿？”

李戈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勉强的笑：“没犯事儿，认错人了。”

老头嗤笑一声，翻了个身：“到这儿来的，都说自己没犯事儿。”

李戈不再说话。他知道，在这里，任何多余的言语都可能招来危险。他抓一把身边的稻草，开始计算时间，每天都用稻草打个结，放进衣服口袋里。

夜晚最难熬，铁窗透进微弱的月光，照亮墙壁上模糊的影子，他睁着眼睛，一遍遍在心里复盘被抓的情景，思考怎么把消息送到码头，他也一遍遍告诉自己：必须冷静。只是，这等待太过漫长，像在不见底的黑洞里行走，每一步都踩在悬心上。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号房的铁门突然 “哗啦” 一声被拉开。狱警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喊：“李戈，出来。”

李戈的心猛地一跳，几乎是立刻绷紧了神经。他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跟着狱警往外走。走廊里的光线比号房亮得多，刺得他眼睛有些发花。

走到值班室门口，他看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陌生男人正和值班警察说着什么。男人转过身，目光和李戈对上，眼神平静无波，

李戈的呼吸骤然一滞，这人有点面熟。

“这位是航协工会的王干事，” 警察指了指中山装男人，对李戈说，“查清楚了，你确实是被误抓的，他来接你出去。”

王干事走上前，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主动伸出手：“李先生，让你受委屈了。我们收到信息，说你在广州失联，找了好久才查到这儿。”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