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上多了一个人。

周五傍晚，美术教室里就剩我一个。通常这个点我已经走了——周五的课排得松，下午第二节上完就没事了。但我下周要用的示范稿还没准备好，不弄完的话周末两天都得惦记这事，我不喜欢把活儿攒到周末。所以又坐了回去，转身从画夹里抽了那张槐树速写。

然后人就顿在那儿了。

树干左侧，凭空多出一个男人的侧影。穿深青色衣服，低着头，下巴快抵到胸口，像站那儿等了很久。线条干脆，笔触肯定，连排线的方向都是我的老习惯——左下到右上，四十五度角。

但我完全不记得画过他。

把画举到灯底下凑近了看。铅笔在纸面上压出的凹痕是新鲜的，没被橡皮蹭过，也没被手指抹花。也就是说，这几笔上去顶多一两天。

可我脑子里关于这张画的全部记忆，就只有一棵树。

周三下午，我坐窗边，先勾了树干的轮廓，画了枝条，画了远处教学楼的尖顶。画完了，签日期，合上画夹。就这些。后面的记忆像被人一刀切了，干干净净。

把画搁桌上，退两步看。那个男人的轮廓在画面里一点也不突兀，甚至跟整张画的构图融得很好——树干往右斜，他的身影在左边形成平衡。但这反而让人更不舒服。要真是我画的，怎么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要不是我画的，那这几笔是怎么上去的？

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窗外风大了些，有什么东西啪地打在玻璃上，又弹开了。

把画收进画夹，拉上拉链，关灯，锁门，下楼。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有一段路漆黑。踩着台阶往下走，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听着像有人跟在后面。我停下，回声也停下。再走，回声又跟上来。

没回头。

停车场空荡荡的，我那辆破夏利孤零零停在最角落里。发动引擎的时候，收音机突然炸了一声电流噪音，接着是一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讲话，信号被风撕碎了。伸手关掉，引擎哼了两声，总算打着火。

开出校门的时候瞟了一眼后视镜。校门口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空无一人的门卫室上。没人。

但总觉得有人在看我。

周六早上醒得比闹钟早。窗帘外面是灰白色的天光，楼下早点摊的油烟味顺着窗缝飘进来。我躺了一会儿，听着隔壁单元传来的收音机声——一个老太太在听评剧，唱腔咿咿呀呀的，隔着墙听不真切。

起床，叠被，洗漱。冰箱里还有昨天剩的半棵白菜，但不想开火。下楼买了豆浆油条，坐在餐桌前把油条撕成小段泡进豆浆里，等泡软了再吃。吃完洗碗，擦灶台，把抹布拧干搭在水龙头上。

然后我出了门，去了城东旧货市场。

不是想找什么，纯粹想出门走走。离婚以后周末变得很长，长到让人心慌。我在一个旧书摊前蹲下来，随手翻了翻纸箱里的旧杂志。翻到纸箱底的时候，手指碰到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挺大，没写字，封口用线绳缠了好几道。抽出来解开，里面是一沓照片。

都是老照片。黑白的多，彩色的少。照片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手停了。

彩色照片，边角泛黄，画面还算清楚。背景是一栋老旧的红砖楼，楼前站着七八个年轻人，穿的都是八十年代的衣服。站成一排，表情都有点儿拘谨，像是单位组织的合影。

我的目光落在中间那个穿粉橙色碎花裙的女孩身上。

二十出头，半扎着头发，额前几缕微卷的碎发用一个浅色发卡别着。站在人群中间，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但眼神不像其他人那样盯着镜头——她在看别处，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又像在看镜头后面的什么人。

这张脸很眼熟。

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一行褪色的钢笔字，墨水洇开了，还能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