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

银杏树的叶子又黄了。第四中学的操场边上那排银杏树，已经从当年的小树苗长成了能遮住半边跑道的大树。每年秋天，金黄色的叶片铺满整条跑道，学生们跑操的时候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是踩在一层干燥的时光上。今年学校在操场旁边立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银杏大道——建校于一九六五年”。但宋荔知道，这些树的历史比牌子更久。她十七岁那年逃课蹲在天台上看的就是这些树，那时候它们还没有这么高，叶子也没有这么密。

宋荔站在高三七班的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支白板笔。她穿着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小臂上已经几乎看不见的银色疤痕。她的白色长发剪短了，刚好垂到肩膀，发梢微微内扣，额前几缕碎发被她随手别在耳后。五十岁的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红色的眼瞳还是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清澈、锐利、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玻璃珠。

黑板上写着她今天的讲座题目：《从n=1到n=十万——罕见病研究的三十年》。这是第四中学“杰出校友返校讲座”系列的第一场。邀请函是校长亲自发的，她在回函上写了“好”，然后翻出三十年前的校服照片看了一眼。照片里的她蹲在天台水泥护栏上，白色长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校服袖口长出一截盖住了手指，身后是灰扑扑的教学楼和光秃秃的梧桐树。

“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宋荔指着第三排靠窗的一个空位，“每天想的不是高考。是怎么在流血之前把鼻子捂住。”

台下很安静。高三七班的四十几个学生都抬着头看她，有人手里拿着笔，有人举着手机，但没有人在走神。他们的眼神不是看一个“白头发红眼睛的怪人”的好奇，而是听一个从课本里走出来的人说话时的专注。宋荔转过身，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横轴——时间，从她十七岁确诊开始，一直到今天。三十三年。她标出了几个节点：开颅手术、骨髓移植、停药、第一篇论文、第一个一万例数据库、第一个博士生毕业。

“这个时间轴上有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她用笔尖敲了敲中间那个位置——移植。“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躺在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移植仓里，等一袋浅黄色的液体输入我的血管。那袋液体来自我的同学。他叫陆知行，当时十八岁。”她停了一下，目光越过讲台，落在教室后门口站着的那个人身上。陆知行站在那里，穿着灰色的西装，银框眼镜换成了金边的，头发灰白了一半，但站姿还是跟高中时一模一样——背挺得很直，双手交叠在身前，膝盖上放着一台平板电脑。他是被宋荔临时从A大遗传学系的办公室里拽过来的，说“你也是校友，你不能只让我一个人讲”。陆知行说“我不是讲座型的”，宋荔说“那你就在后面站着”。

“他现在就站在你们教室后门口。”宋荔说。四十几个学生齐刷刷地转头往后看。陆知行面无表情地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我是陆知行。目前担任A大遗传学系教授。刚才宋医生提到的造血干细胞，是我捐的。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从嵌合率数据来看，我的细胞在她体内仍然稳定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教室里安静了两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掌声从后排蔓延到前排，越来越大，把走廊里的其他班学生都吸引过来了。陆知行低下头，在平板电脑上打了一行字——“掌声的持续时间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合上屏幕，朝学生们点了点头。

讲座结束之后，宋荔一个人去了天台。天台的门还是没锁——三十年了，这扇门从来就没修好过。她推开门，午后的阳光猛地涌过来，她眯了一下眼睛。水泥护栏加高了一截，铁丝网换过新的，但她还是能找到当年自己蹲过的那个位置。她站在天台边缘，看着楼下操场上跑操的学生们。蓝白相间的校服方阵在塑胶跑道上缓缓移动，广播里的女声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声音变了，但节奏没变。操场边上的梧桐树已经长得比实验楼还高了。

“你每次回来都上天台。”周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转过身。他站在天台门口，手里拎着那个粉色兔子保温杯，杯盖上的便利贴被风吹得轻轻翻动。他六十岁了。头发灰白，脸上有皱纹，左膝上还留着当年髌腱断裂手术后的一道长疤。但他站在那里的姿势没变——双手插兜，肩膀微斜，嘴角那颗不对称的虎牙还是会在笑的时候露出来。他退役后在俱乐部做青训教练，带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打篮球。每年秋天他都会带孩子们来第四中学的操场打一场友谊赛，说是“让你们看看教练当年暗恋人的地方”。

“你怎么上来了？”宋荔问。

“讲座散场了，陆知行说你往这边走了。”周渡走到她旁边，把保温杯递过去，“红枣水。冰糖少放，你说的。”

宋荔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温度刚好。她看着远处的操场，忽然开口：“今天在讲台上，有个学生问我——‘宋医生，你做了三十年研究，有没有哪个问题是你到现在还没回答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有。”她把保温杯放在护栏上，“我一直想回答的问题不是嵌合率为什么稳定，不是排异为什么没有发生，不是调节性T细胞为什么持续扩增。这些我都回答过了。但有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回答——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遇到了陆知行，遇到了你，遇到了小姨。为什么我的同桌是陆知行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在天台上递给我防晒霜而不是走开。这些都不是科学问题。但我做了三十年研究之后，发现最难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

周渡沉默了一会儿。天台上晒着的床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远处操场上体育课的哨声起起伏伏。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握住她放在护栏上的手指。她的手指上戴着那枚素金指环，二十年了，还是那么亮。

“我以前在球场上，”他说，声音很慢，像是在挑每一个字的重量，“每次投绝杀之前都会转护腕。沈彻说那是心理锚点——因为护腕是你送的，所以转了就能给我信心。他说这叫‘情感代偿效应’。但我知道不是。不是护腕。是你。你在场边坐着的时候我能投进，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投进，因为我脑子里有你的样子。你在ICU里昏迷的时候，我在省队训练，每次罚球之前还是转护腕。你不在场边，但你在我的脑子里。我不需要你在现场。我只需要你存在。”他把她的手翻过来，低头在她掌心落了一个吻。

“你刚才说‘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我二十岁就问过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天台上递给你一管防晒霜之后就走不掉了。后来我想，不是走不掉，是不想走。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沙洲上看看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