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霍源，兵部侍郎，梁仲卿几十年的老友。

鹿鸣山会盟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件怪事——满朝文武，没人骂苏宸了。

不是不敢骂，是骂不出口了。

这事要从头说起。会盟之前，林国朝堂上对苏宸的评价高度统一：外戚、纨绔、靠母亲裙带上位的混子。王恪每次提到苏宸，前缀必然是“那个外戚”，语气跟在说“那个扫把星”一模一样。其他人虽然没王恪那么刻薄，但“苏宸”这两个字在咱们这边，基本等于“运气好投了个好胎的废物”。梁砚输给这种人，在大家看来不是输给本事，是输给无耻——比输给名将丢人一百倍。

然后我们去了鹿鸣山。

苏宸站起来，拿出那本十万字的方案。边界怎么划，军队怎么撤，通商口岸设在哪里，商路驿站怎么修，战俘怎么放，粮食怎么卖，连“你们那边旱灾我们可以按市价卖粮不收额外税再附一份水利管理参考方案”都写进去了。每一条都有方案有备选有评估有风险有时间节点。我亲眼看见王恪把那本方案翻了三遍，脸色从冷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铁青，最后往桌上一拍：“他在哪儿写的？！”

没人知道。因为那五天苏宸一直在吃桂花糕、跟梁砚说话、被梁砚掐腰、黏黏糊糊地叫“阿砚”。然后他抽空写了十万字。十万字。我们林国的言官三年写的奏折加起来不到一万字。

散会之后，回京的路上，气氛很微妙。以前提到苏宸，车厢里总有人会骂两句“外戚误国”“纨绔子弟”。这次没人骂。

回京以后，我发现这种“骂不出口”正在悄悄蔓延。以前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讲梁砚被俘是“将门之耻”，现在改了口风，讲的是“苏王爷百步穿杨随手射中靶心梁将军站在旁边耳朵红了”。有人起哄说“那梁将军输给苏王爷也不冤”，旁边的人接话：“可不是嘛，那种人，谁打得过？”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我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确实厉害”的无奈。

最绝的是王恪。王恪这个人，当御史中丞当了快二十年，弹劾过的官员能排满朱雀大街。会盟之前他写的折子里，“苏宸”两个字前面永远挂着“外戚”的帽子。会盟回来以后，他在礼部碰见我，忽然问了一句：“霍大人，你说苏宸写的那个水利管理方案，里面提到的蓄水坝……是真的能蓄水，还是写着好看的？”

我愣了一下。王恪在跟我请教苏宸写的东西。王恪。那个在朝堂上指着梁仲卿鼻子说“你儿子被外戚折辱”的王恪。

我说应该是真的，苏国北境雨水比我们少，他们靠蓄水坝灌溉好多年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倒是个好东西。”

然后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完了，连王恪都被策反了。

又过了几天，早朝。礼部呈上了会盟的正式文书，按惯例需要群臣审议。以前这种环节，言官们早就摩拳擦掌准备挑刺了——边界划得是不是亏了，通商条件是不是让利太多，战俘交换是不是对等。但这次大殿上安静得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