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梧桐巷的悬铃木已经浓绿到了极致。叶子大得像蒲扇，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把整条巷子遮得密不透风。正午的阳光拼尽全力才能从叶子的缝隙里挤下几缕，落在地上变成极细极亮的金线，像有人用一支极细的笔在地面上画了一幅极精致的画。

林星晚蹲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把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她写“六月限定：绣球。无尽夏。”写完退后一步看了看，“无尽夏”三个字写得太挤了。她用手指把“无”字蹭掉，留出一格空隙，重新写。这次松快多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像刚才那样挤作一团。

顾深寒坐在花店里的钢琴前，手里拿着一枝绣球。无尽夏，蓝色的，花瓣很大很薄，像一片片被染了色的、半透明的蝶翼。他低头看着这枝花，看了很久。不是发呆，是在观察。他在看花瓣的脉络、颜色的深浅变化、水珠在花瓣表面滚动的方式。他在学，不是学插花，是学“看”——看一朵花是怎么开的，看一个人是怎么笑的，看一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几个月来，他学会了太多东西。学会了包花、学会了泡洋甘菊茶、学会了跟团团说话、学会了在沈屿来的时候主动问“最近怎么样”。学会了在姜莱举起相机的时候不躲镜头，学会了在陈秀兰打电话来的时候多说几句，学会了在林建国问“最近下棋了吗”的时候说“没有，您有空吗”。

他学会了生活。不是“活着”，是“生活”。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只需要呼吸，后者需要投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这个花店里、这个巷子里、这个人身边。每一天都在投入，每一件事都在投入。他不知道产出是什么、什么时候产出、产出多少。但他不再问了，因为投入本身就是产出。

林星晚走进花店，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到他面前。

“你在看什么？”

“看绣球。”

“看出什么了？”

“蓝色有很多种。”他说，用手指点了点花瓣的不同部位，“这里是深的，像海。这里是浅的，像天。这里是深的带一点紫，像傍晚。”

林星晚低头看着他手指点在花瓣上的位置，忽然觉得鼻子有一点酸。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她想起他第一次来花店的时候，对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橡皮树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花的颜色有深浅，不知道虾仁不用嚼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好吃”、什么是“好看”、什么是“喜欢”。现在他知道蓝色有很多种，知道洋甘菊的味道是“绿的”，知道巴斯克蛋糕是“甜的”但最好吃的巴斯克蛋糕是那个在海边、在车里、在蜡烛熄灭后的黑暗里吃的那一块。

他知道了这么多。

她不知道的那些——那些还没有被他发现、还没有被他命名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没关系，他们有的是时间。

七月。

夏天真正地来了。

梧桐巷的悬铃木在七月中旬迎来了一年中最茂盛的时刻，叶子大到能把整条巷子捂出一股湿热的气流，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绿色的、会呼吸的隧道里。蝉鸣从早到晚不停，声音大到张阿姨在面馆里喊“来碗面”都得提高好几度。杂货店的收音机换到了另一个频道，不放邓丽君了，放的是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普通话播报着某地的暴雨、某地的旱情、某地的经济数据。

花店的生意进入了一年中不太好的季节。夏天太热，花不好养，客人也少。林星晚不急，反正春天赚的钱够花一整个夏天，她只需要保持店里的温度、湿度、和花的品质，等秋天来。顾深寒也不急，他每天准时出现在花店，帮她换水、剪枝、整理花材、打扫卫生。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任何“我在帮你”的表情，因为他已经不觉得这是“帮”了。这是他的花店，他的每一天，他的生活。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林星晚做了一个决定。

“顾深寒，我要回老家一趟。”

“什么时候？”

“下周末。”

“干什么？”

“我妈过生日。”

顾深寒看着她，等她说下一句。他知道她不会只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就结束了，她还有话没说。她在犹豫怎么说，她的手指在工作台上轻轻地、轻轻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她紧张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她终于说了。

顾深寒看着她。她的耳根红了——不是因为热，是因为她在等他回答。花店里的空调开着，二十六度，不热。她的耳根是红的，因为她怕他说“不去”，更怕他说“去”。她说“你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语气太轻了，轻到像在问“今天吃面还是吃饭”。

“好。”他说。

林星晚的耳根更红了。她转过身，假装在整理花材，把尤加利叶从架子上拿下来，又放回去，又拿下来。反复了三次，顾深寒没有戳穿她。他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开始弹一首曲子——不是古典，不是流行，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名字，没有编号，只有旋律。旋律很简单，像一个人在夏天傍晚散步，走得很慢，没有目的地，就是走着。

林星晚听着这首曲子，忘了手里的尤加利叶。她不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但她觉得它应该叫“和你一起”。

周末，他们一起坐高铁回了林星晚的老家。

陈秀兰的生日，六十二岁。林星晚在花店包了一大束花——康乃馨、百合、洋甘菊、尤加利叶，粉白绿色系，温柔得像她妈妈这个人。顾深寒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他在城北那家老字号糕点铺买的寿桃，不是普通的寿桃，是定制的，每个寿桃上面用红曲粉写了一个字，八个寿桃拼起来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林建国开的门。他看到顾深寒，没有说“来了啊”，说的是“棋带了没”。顾深寒说“带了”，从包里拿出一副象棋——不是花店那副旧的，是他新买的，棋子和棋盘都是木头的，做工很精致，边角打磨得很光滑，没有毛刺。林建国接过棋盒，打开看了看，摸了一颗棋子，点了点头。“好棋。”他说。顾深寒说“送给您的”。林建国抬头看着他，看了两秒，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很淡的、像顾深寒以前那样几乎看不出弧度的——笑。

陈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顾深寒，眼睛弯成了月牙。“小顾来了！快进来，外面热。”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手上还捏着一个没包完的饺子。她把饺子放在盖帘上，擦了擦手，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顾深寒。“你是不是又瘦了？”她皱眉，“上次来就瘦，这次来还瘦。是不是不好好吃饭？”顾深寒看了林星晚一眼，林星晚替他回答：“他好好吃了，他就是不长肉。”“那不行，”陈秀兰转身走进厨房，“今天多吃点，阿姨给你炖了排骨。”

又是那张折叠桌，又是塑料桌布，又是摆得满满当当的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排骨汤、饺子。菜比上次还多，多到桌子放不下，林建国把茶几清理出来放了两个菜。陈秀兰端着最后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的时候，额头上有汗珠，但她笑得很开心。

“妈，生日快乐。”林星晚把花束递给她。

陈秀兰接过花，低头闻了闻。康乃馨的甜香、百合的浓香、洋甘菊的淡香、尤加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变成了只属于这一束花的、独一无二的气味。她把花放在餐桌上，拿起餐桌正中央那个空着的花瓶——花瓶是她特意准备的，透明的，洗净了，装了半瓶清水——把花束拆开，一枝一枝地插进去。她插得很慢，每插一枝就退后一步看看，调整一下角度，再插下一枝。她没有学过花艺，但她插出来的花很好看，不是那种“专业”的好看，是那种“自然”的好看。

林星晚看着妈妈插花的背影，忽然想到自己为什么开花店了。不是因为喜欢花，是因为妈妈也喜欢花。她小时候，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很多花，茉莉、栀子、月季、君子兰。每天早上妈妈都会去阳台，给花浇水、施肥、修剪枯叶。她在旁边看着，妈妈会把开得最好的那朵花摘下来，别在她的头发上。“你是妈妈的小花园，”妈妈说。她记得那朵茉莉别在头发上的感觉——凉凉的、软软的、香香的。

“吃饭了。”陈秀兰插完最后一枝花，拍了拍手，在餐桌前坐下。

四个人坐好。折叠桌小，每个人的胳膊肘都离得很近，夹菜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会碰到旁边人的手。没有人觉得不方便，因为这张桌子从来就是这么小，从小坐到大，从一个人坐到四个人。坐不下的菜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两步去夹，像在餐厅里吃自助餐。

陈秀兰端起酒杯——红酒，她平时不喝酒，生日喝一点。“来，干杯。祝我生日快乐。”四个人碰了杯，红酒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晃了晃，在灯光下发出深红色的、像宝石一样的光。

“妈，许个愿。”林星晚说。

陈秀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念了什么没人听清，但她念了很久，久到林建国在旁边说“你妈许的愿比两会提案还长”。陈秀兰睁开眼睛，瞪了林建国一眼，“我许的愿是全家健康平安，你也有份”。林建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但很暖的笑。

饭后，林建国拿出了那副新象棋。他和顾深寒坐在茶几两边，中间摆着棋盘。林建国执红，顾深寒执黑。林星晚和陈秀兰坐在沙发上吃水果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在说一些不好笑的笑话，陈秀兰笑得前仰后合，林星晚也跟着笑，但她笑的时候一直在看顾深寒和爸爸下棋。

顾深寒的棋风变了。上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棋路太“正”，每一步都规规矩矩，不冒险、不试探、不设陷阱。这一次他不一样了，他走了一步很大胆的棋——开局就把“马”跳到了河界，不防守，直接进攻。林建国看着他这一步，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

“小顾，你变了。”他说。

顾深寒抬头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