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春寒未退，沈家别墅的暖气片还在昼夜不停地响。

黎晚开始留意沈正远的书房。

那扇深棕色的门大多数时候关着，门缝里偶尔透出一线冷白色的灯光。沈正远在家的时候书房就是他的据点，他可以在里面待一整个下午，出来吃晚饭时身上带着一股陈年纸张和檀木镇纸混合的气味。他不在家的时候，书房的门锁得死死的，方姨打扫卫生也只是用抹布擦一擦门板上的浮雕花纹，从不进去。黎晚观察了整整一周，摸出了一个规律：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沈正远会去公司开会，三点出门，六点以后才回来。这两个下午，沈家除了方姨在厨房忙活，整栋楼几乎没有人。

第一个周二下午，她只是在书房门口多站了片刻。走廊里很安静，方姨在一楼厨房里剁排骨，刀落在砧板上的声响有节奏地传上来。她伸手轻轻压了一下门把，锁死的，黄铜把手在她掌心里纹丝不动。她没有逗留太久，转身回了自己房间，从书包里翻出物理竞赛题继续做。她不急。

第二个周四，她趁方姨去后院晾衣服的空档，去了一趟沈正远的卧室。卧室在二楼南侧，采光最好，窗帘常年半拉着。苏婉清的梳妆台摆靠窗位置，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护肤品和沈正远送的那对珍珠耳环。黎晚拉开床头柜抽屉，里面是一叠文件，最上面是物业缴费单和几张发票。她翻了翻，没有发现任何和父亲或那条短信相关的线索。她把文件原样放回去，合上抽屉，走出卧室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了苏婉清。

苏婉清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红茶，看见她从卧室出来，脚步停了一下。“你找什么？”

“找剪刀。”黎晚说，“我的那个放教室里了。”

苏婉清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走进卧室去拿梳妆台上的针线盒。黎晚接过剪刀回了房间，把门关上。心还在跳，但脸上什么都没有。

第三个周二，她的机会来了。

沈正远出门前让方姨去书房把一份文件拿下来。方姨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蹭了蹭，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上了楼。黎晚站在二楼楼梯口，假装在翻手机，余光追着方姨的背影。方姨开门的动作很快，钥匙捅进去拧两圈，门推开，拿了文件就出来，前后不到三十秒。她经过黎晚身边时还说了句“黎小姐今天放学早”，黎晚嗯了一声，目光扫过方姨把钥匙重新揣回围裙口袋的那个动作。

方姨下了楼，把文件交给沈正远。外面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是大门推开又关上的闷响。黎晚走到楼梯口往下看了一眼，方姨正在厨房里继续剁排骨，刀起刀落的节奏和之前一样。

围裙就挂在厨房门背后的挂钩上。

黎晚走下楼，拐进厨房。“方姨，晚上吃什么？”

方姨抬起头，手里还握着菜刀。“红烧排骨，清炒芥兰，还有您上次说好喝的番茄蛋花汤。”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眯成缝，额头上渗着亮晶晶的汗珠。黎晚说了一声“太好了”，绕过灶台，走到门背后。她的手指从挂钩上取下那条围裙的时候，布料摩擦挂钩发出一声极细微的声响，被抽油烟机的轰鸣盖住了。她在围裙口袋里摸到了那把钥匙，冰凉的，齿牙硌着掌心。她把钥匙攥进手心，把围裙挂回原处。

“我先上去写作业了。”

她从厨房出来，走上楼梯，脚步和平时一样不快不慢。二楼走廊里空无一人，她把钥匙捅进锁孔，手腕压了一下，锁芯转动的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门开了，她闪进去，把门虚掩上，只留一道极细的缝。

沈正远的书房比她记忆中更暗。窗帘拉着一半，午后三点的天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锐利的亮线。红木书架顶到天花板，书脊上的烫金字体在暗处反射着微光。她走到书桌前，桌面上铺着深棕色的牛皮垫，右上角放着一块水晶镇纸，和上次她进来时一模一样。她的手指在桌沿停了一瞬，然后拉开了第一个抽屉。

文件。厚厚一叠，牛皮纸文件夹分类装好，标签上写着公司名称和年份。她翻了几页，全是商业合同和财务报表，数字密密麻麻，她看不懂。第二个抽屉是私人物品，钢笔，名片盒，几本旧版的管理学书籍，一本翻旧了的《资治通鉴》。她合上抽屉，蹲下来，拉最下面那个带锁的文件柜。

锁是扣着的，但钥匙串上有一把刚好对得上。她轻轻拧开，柜门弹开一道缝。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摞档案袋，牛皮纸的，每一份都贴着日期标签。她抽出最上面那份翻开，里面是一份调查报告，抬头印着某家征信公司的Logo。报告里夹着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她父亲。

黎晚跪在地毯上，手指捏着照片边缘。照片里的父亲比现在更年轻一些，穿着一件灰色夹克，站在厂区门口，正在和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说话。那个男人背对着镜头，看不见脸，只露出一只夹着烟的手。她翻到下一页，是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她父亲的履历，从毕业分配到每一份工作，每一条都详细到月份。表格最下方有一行字被红笔圈了起来，字迹她认得，是沈正远的——批复：知情范围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