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落湘她爸那边有了消息。

不是道歉。落湘她爸不会道歉。但他托人带了一句话来，说他不会再管书店的事。不是“同意”，是“不会再管”。这对落湘来说已经够了。她知道她爸能做出这个让步，不是因为她撕了那张全家福，也不是因为她说了狠话——是因为有人给文化协会写了信，因为老街区的监控摄像头装好了，因为这间旧书店已经不是“我女儿老去的那家破店”了，而是被正式列入保护名录的“文化遗产”。

这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东西光靠撒娇要不来，光靠吵架吵不来，光靠撕全家福也撕不来。要靠证据，靠规则，靠那个书呆子一笔一划写在信纸上的那些字。

她把这句话跟许无忧说了。许无忧正在做题，听了之后放下笔，想了一会儿。“你爸不是被规则说服的。”“咁系乜？”（那是什么？）“他是被你的决心说服的。信只是工具。你才是那个让他让步的人。”

落湘低头看着许无忧，看着她永远拉到顶的校服拉链，看着她认真解释的样子。然后她伸手把许无忧的眼镜摘下来，还是那个动作——哈一口气，用衣角慢慢蹭。擦干净了再架回去。“你以后讲呢啲嘢，要望住我讲。”（你以后说这些话，要看着我说。）

许无忧透过刚擦干净的镜片看着落湘。“好。”

窗台上的薄荷完全活过来了。新叶子长了五六片，比砸之前还茂盛。小伽每天早上来书店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薄荷浇水。沈清韵说你现在比我还细心，小伽说跟你学的。沈清韵在旁边看着她剪叶子，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填满了。不是砸店之后空出来的那个缺口——那个缺口一直都在，只是被这四个人的存在填成了别的形状。像那些修过的书架，裂缝还在，但角铁让它变得更结实了。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有人来敲门。

不是平时客人推门进来的那种——是敲了三下，很礼貌的节奏。沈清韵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大概二十七八岁，穿浅蓝色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她抬头看了看门楣上的招牌，又看了看手里的文件夹，然后问：“请问这里是三十二號旧书店吗？我是明城本地报社的记者，姓赵。”

赵记者在书店里转了一圈，看了墙上落湘画的画，看了窗台上那盆换了新盆的薄荷，看了书架上那些角铁加固的痕迹。然后她坐到书桌旁边，把文件夹摊开，开始问问题。

许无忧把经过讲了一遍——不是以受害者的口吻，是以目击证人的口吻。她讲了时间地点经过，讲了三个男人的特征，讲了造成的损失，讲了她们后续做的修复工作。沈清韵补充了书店的历史——她爸的心愿，她妈的守护，她们四个的相遇。

赵记者低头记着笔记，写到一半抬起头，看着她们四个。“所以这间书店现在是你们四个在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