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栖第一次被人叫“扫把星”，是在七岁那年。

她妈收拾行李的时候摔了一个杯子，玻璃渣划破手指，血珠渗出来。她妈没看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都是因为你。”

七岁的林栖不懂什么叫“都是因为你”。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家里所有的坏事都跟她有关。爸爸失业是因为她。奶奶住院是因为她。连楼下超市的冰柜坏掉，她妈都能在饭桌上补一句：“还不是你昨天非要吃雪糕。”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

不说话，就不会犯错。不犯错，就不会被骂。这是林栖在十四岁之前总结出的人生真理。

十四岁那年，她被送进了“康宁”。

康宁是一家精神卫生中心，在林栖所在的城市里，人们管它叫“精神病院”。她妈把她送进去的时候，签字的笔都没抖一下。

“她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和抑郁发作。”医生对她妈说，“需要住院治疗。”

她妈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林栖站在走廊里，看着她妈的背影消失在那扇铁门外面。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康宁的日子比家里好过一些。

好过在哪里呢？大概是没有人会突然把碗摔在地上，然后说是她的错。这里的人都很安静——或者说，安静得很奇怪。

林栖住的那间病房有四张床。靠窗的床位属于一个叫沈棠的女孩，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把脚悬在外面，两只手撑着窗框，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松手。

沈棠不怎么说话，但她会唱歌。

不是正常的唱法。她会把一首歌拆成碎片，只重复其中的某一句，反复唱几十遍，直到声音沙哑。

护工说这是“强迫性重复行为”。林栖觉得不是。她觉得沈棠只是想把那一句歌词嚼烂，咽下去，让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沈棠唱得最多的那一句是：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林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是因为好听。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求救，也不是绝望，更像是某种事实陈述。就好像沈棠在反复提醒自己：你还在呼吸，你的心脏还在跳，你没有死。

你不能死。

林栖住院的第二个月，来了一个新病人。

她叫季雨，十六岁，比林栖大两岁。进来的第一天就把护士站的花瓶砸了，然后蹲在走廊里哭了一个小时。

“我要出去。”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没有病！他们才有病！”

护工把她架进病房的时候，她挣扎得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林栖站在门口看着她，沈棠坐在窗台上往下看。

季雨被按在床上绑了约束带。她哭累了就开始骂人，骂她爸妈，骂医生，骂全世界。

“你们等着，”她咬牙切齿地说，“等我出去，我要组一个乐队，我要唱死你们。”

没有人理会她。

但林栖听到了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记了很久。

林栖在康宁住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她学会了在人群里假装正常。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吃药的时候吃药，护士问她今天心情怎么样，她就说“挺好的”。

医生觉得她恢复得不错，通知她妈来接人。

她妈来了，签了出院单，把林栖带上车。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车开到半路，她妈忽然开口：“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林栖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树，没有回答。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她不能说。

说了，就真的回不去了。

十八岁那年，林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

说是考上的，不如说是混上的。她的分数刚刚够线，专业是“文化产业管理”——听起来很体面，实际上全班没有人说得清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选这个学校只有一个原因：离家里够远。

坐火车要十四个小时。她妈想骂她也只能打电话。

大学的前三个月，林栖过得像一滴水掉进了海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叫她“扫把星”。她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去食堂，按时回宿舍。她甚至交了一个朋友——一个叫方恬的女孩，她们在一个选修课上认识的。

方恬话很多，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林栖只需要偶尔点头或者“嗯”一声，方恬就能自己说上一整个下午。

“你知道吗，”有一天方恬忽然停下来，看着林栖，“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听众。”

林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笑。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方恬拉着林栖去了一家叫“群夜”的Livehouse。

“你肯定没来过这种地方。”方恬兴奋地说，“超酷的。”

群夜开在一栋老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入口是一个窄得只能一个人通过的楼梯，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海报，有些已经被时间磨得看不清图案。

林栖跟着方恬走进去的时候，第一感觉是闷。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啤酒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霉味。灯光暗得几乎看不清人的脸，只有舞台上一束蓝色光柱打在麦克风架上。

人不多。大概三四十个，稀稀拉拉地站在台下。

“今天是谁的演出？”林栖问。

方恬翻了翻手机：“好像是一个新乐队，叫什么……‘残鸟’。”

“残鸟？”

“嗯，没听过。可能不好听。”方恬耸耸肩，“但门票只要二十块，就当喝杯酒。”

林栖没有接话。她盯着那个麦克风架，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她说不上来为什么。

那种感觉像是一种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八点整，灯灭了。

整个地下室陷入一片漆黑。有人在黑暗中吹口哨，有人起哄喊“快点”。

然后灯亮了。

不是舞台灯，是那种廉价的彩色串灯，被人七扭八歪地缠在舞台两侧。红一下，绿一下，蓝一下，像圣诞树跑错了片场。

四个人从舞台侧面的阴影里走上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瘦高的女孩，穿着黑色卫衣，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走到麦克风前面，低着头站了几秒钟，然后抬手把帽子掀掉。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亮得有些吓人的眼睛。

林栖认出她了。

是沈棠。

那个在康宁的窗台上把脚悬在半空、反复唱着“我还活着”的女孩。

沈棠握住麦克风的时候，手在发抖。

台下有人在笑。

“这主唱行不行啊，抖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