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旭从没想过，自己二十六岁这年还能再见到沈屿。

那是个周一的早晨，他踩着点冲进公司电梯，手里攥着来不及吃的三明治，衬衫领子歪向一边。电梯门快关上的瞬间，一只手伸了进来——骨节分明，无名指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戴。

“谢谢。”

来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眉目温润，声音低沉得像是大提琴的泛音。何旭嘴里还叼着三明治，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定在原地。

沈屿。

那个会在放学后骑车载他穿过梧桐树荫的少年，那个会在冬夜里把冻红的手塞进他口袋的人，那个说好要一起考去北京的沈屿。

后来沈屿去了，他没去。

何旭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三明治从嘴边滑落，精准地砸在两人中间的地面上。沈屿的目光落在那块三明治上，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他弯下腰，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动作不急不慢，和他们分开那年一样从容。

“何旭，”沈屿直起身子，看着他，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平常得像在叫一个刚认识的同事，“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整整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

何旭的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他想说点什么，想说你怎么在这里，想说你是不是瘦了，想说当年那封信你到底有没有收到。可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喉咙里像是灌了铅，一个字都发不出声。

电梯到了十八楼，门开了。

沈屿看了他一眼，目光温和而克制，像是在辨认一张褪色的照片。他没再说什么，迈步走出电梯，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何旭下意识地跟了出去，脚步急促得有些狼狈。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何旭看见沈屿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有人叫他“沈总”。行政部的同事凑过来小声说：“那是总公司派来的项目总监，上个月刚空降过来的，听说特别厉害，之前在海外事业部待了三年。”

何旭站在走廊里，心脏跳得像擂鼓。

他想起十七岁的沈屿，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他家楼下，手里举着一束不知道从哪里摘来的野花。阳光落在他肩膀上，把他的眼睛照得透亮。他说，何旭，我会一直等你。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沈屿。

当天晚上，何旭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终于找到了那个被压在箱底的铁盒子。盒子生了锈，锁也坏了，他用力一掰就开了。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纸，一张褪色的拍立得，还有一枚银色的戒指，内壁刻着两个字母：H和S。

拍立得上两个少年挤在一起笑，一个眉眼弯弯，一个低头看着怀里的人。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还有一行小字：阿旭，十八岁生日快乐。

何旭把那枚戒指套进无名指，大了整整一圈。

他十七岁的时候很瘦，这枚戒指戴在手上刚刚好。

现在他胖了一些，可戒指还是大了。

因为他长大了，沈屿不在的那些年，他一直在长大。

第二天一早，项目组开动员会。

何旭坐在会议桌最末端的位置，手里转着笔，目光却忍不住往长桌的另一端飘。沈屿坐在主位上，西装外套脱了，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匀称的小臂。他正在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像一把锋利的刀，把复杂的问题一刀一刀剖开。

何旭看着他的侧脸，想起从前沈屿给他讲数学题的样子。那时候沈屿也是这样，耐心而细致，一遍一遍地讲，直到他听懂为止。沈屿的字很好看，清隽有力，写在草稿纸上像一件艺术品。何旭舍不得扔，一张一张地收起来，夹在课本里。

后来那些草稿纸和课本一起，在他妈翻他房间的时候被撕得粉碎。

“何旭。”

有人叫他。

何旭猛地回过神，发现全会议室的人都在看他。沈屿也看着他，眼神平静，嘴角却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他敲了敲面前的投影幕布，上面密密麻麻列了一堆数据。

“市场调研这部分，你来负责，可以吗？”

何旭张了张嘴，想说没问题，但声音还没出来，沈屿就接着说了一句：“我记得你以前很擅长这个。”

以前。

这个词像一根针，轻轻地扎进了什么地方。会议室里没人注意到这两个字的分量，只有何旭的耳尖慢慢地红了起来，像是被什么烫了一下。

他们十七岁的时候一起参加过市里的商业模拟大赛，沈屿做方案，他做调研，配合得天衣无缝，拿了第一名。颁奖那天沈屿握着他的手说，以后我们开一家公司，你做市场我做产品，谁都不许跑。

谁都不许跑。

可是跑的那个人，分明是沈屿啊。

会议结束后，何旭被叫到了总监办公室。

沈屿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的马克杯，何旭一眼就认出那是他们高中门口那家文创店的杯子——他当年买了两个，一个留给自己，一个送给了沈屿。他记得自己那个杯子早就碎了，在他妈把它狠狠摔在地上的那个晚上，碎得四分五裂。

沈屿的杯子里装着温水，杯壁上印着一只胖乎乎的猫。

何旭站在办公桌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进了裤兜里。沈屿从文件夹后面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别站着。”

何旭坐下了。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像一座小小的山。何旭忽然觉得有些荒唐，他们曾经在彼此的生命里占据过那么重要的位置，亲密到没有距离，可现在连对视都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