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陆时琛，是在学校后门那条逼仄的巷子里。

巷子很暗，头顶只有一扇老旧的窗透出微光，把潮湿的墙壁照出一层油腻的反光。我被人堵在墙角，后脑勺磕在砖墙上，耳边是嗡嗡的耳鸣声。领头的那个叫赵磊，校篮球队的，因为上周我不小心撞了他一下没道歉，便记恨到了现在。

“哑巴，你他妈倒是说句话啊？”赵磊揪着我的领口，把我往墙上又怼了一下。

我没说话。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不想。张嘴这件事对我来说需要很大的力气，而那天我恰好没什么力气。

“还真是个哑巴。”旁边有人笑。

笑声还没落下，巷口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像是有人在跑，有人在闹，有人在笑。那种声音我太熟悉了，是放学后结伴而行的少年们，浑身上下都冒着热气，连影子都是喧闹的。

赵磊回头看了一眼，骂了句脏话，松开我的领子把人撤了。

我没动，靠着墙慢慢滑坐下去，后脑勺的钝痛一阵一阵传来。

脚步声却没有随着赵磊他们一起消失。相反，有一个人的脚步脱离了人群，往巷子深处走过来。

我抬起眼皮。

逆光里站着一个少年，校服拉链拉到最底下，露出里面一件白色的T恤，衣领有点大，锁骨清晰可见。他手里拿着根冰棍，咬了一口，歪着头看我。

“你没事吧？”

我没回答。

他也不在意，走近了两步蹲下来，和我平视。光线终于照清了他的脸，眉骨很高，眼睛很亮，鼻梁挺拔，嘴唇上沾着冰棍融化后的一点水光。他看我的表情没什么特别的，不怜悯，不好奇，就是很自然地打量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后脑勺上。

“出血了。”他说。

我下意识摸了一下后脑勺，指尖果然沾了一点暗红。

他站起来，我以为他要走了。但他只是把冰棍叼在嘴里，腾出手来翻自己的书包，翻了一会儿找出半包纸巾，递过来。

我没接。

他也没坚持，自己抽了一张出来，蹲下来，抬手按在我后脑勺上。

那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好像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的身体僵了一瞬，却没躲开。他的手指很暖，隔着纸巾按在伤口上，力度不轻不重，像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冰棍化了，一滴奶油色的水落在他的手背上，他也没管。

巷子外面有人在喊：“陆时琛！你干嘛呢？走了！”

“就来。”他应了一声，把纸巾塞进我手里，站起身。

他转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校服胸口绣着名字——高二三班，陆时琛。名字上面是学生会的小徽章，太阳底下反着光。

他走出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下次他们再堵你，”他说，嘴角微微上扬，那个弧度算不上笑，更像是某种笃定的承诺，“你就报我的名字。”

然后他跑向巷口，融进了那团热闹的光里。朋友揽住他的肩膀，笑着说什么，他侧头听着，也笑，整个人像山城夏天最亮的那道光线，热烈而坦荡。

我坐在暗处，纸巾攥在手心里，被掌心的汗洇湿了一小块。

过了很久，我才慢慢站起来，把纸巾展开，上面沾着一点浅淡的血迹，还有他身上不知是洗衣液还是什么的味道，闻起来像阳光晒过的干草。

那是2009年的秋天，山城没有秋天，日历上写着十月，气温却还赖在夏天不肯走。可那一年的雨季来得格外早，从那天晚上开始，雨下了整整一周。

潮湿，绵密，无休无止。

像后来他给我的所有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陆时琛这个人，天生就适合当光。

他在学校里的受欢迎程度，大概等同于食堂二楼那家小炒窗口——没有人不喜欢。成绩好，但不是埋头苦读的那种好，课堂上他偶尔会走神，转笔转得很溜，被老师点名站起来也能不紧不慢地回答出正确答案。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出挑，篮球打得好，校庆晚会上台唱歌能引来整栋楼的尖叫。

最重要的是，他对所有人都很好。

不是那种刻意的好，而是骨子里的教养和善意让他没办法对任何人的困境视而不见。高一那个被孤立的转学生是他主动去搭的话，食堂阿姨搬重物是他伸手接过去的，就连校门口那只瘸腿的流浪猫，他都记得每天带一根火腿肠。

所以那天在巷子里递给我纸巾这件事，对他而言大概只是成千上万次随手善意中的一个瞬间，微不足道到不值得被记住。

但对我来说不是。

第二次遇见他，是两周以后。

那天下着雨，山城的雨季来了。不是绵绵的春雨，也不是猛烈的夏雨，而是一种黏腻的、灰色的、像永远也不会停的雨。我撑着伞从校门口出来，低着头走路，听到身后有人喊“前面的同学”，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把伞就从我头顶掠过，直接罩住了旁边一个没带伞的女生。

陆时琛半边身子淋在雨里，对那个女生笑着说：“走吧，送你到地铁站。”

女生脸红了，说了声谢谢。

他摆摆手，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这边。

然后顿了一下。

“是你啊。”他说。

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我以为那天巷子里光线那么暗，我又始终没开口说话，他大概连我的脸都没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