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一周，莫宁澜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腊月二十八。你呢？”

他眉眼淡淡的：“不回了。”

我转头看向他，想要确认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还是不回？”

“不回。”他摇了摇头

这已经是他一个人过年连续的第三年了。前两年他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年夜饭是速冻饺子配可乐，吃完站在窗前看别人家的烟花。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但我听得见那层“平”的下面压着的东西——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一种比这两者都更安静的、像是已经习惯了的东西。

“你跟我回去。”我盛情邀请。

他正在喝水，被呛了一下，咳了好几声，水从杯子里晃出来，洒在茶几上，洇开一小片。

“你说什么？”他抬起头，眼睛瞪得比平时大。

“我说你跟我回去。过年。”我拿过他手里的杯子，给他递了一张纸巾。

“去你家？”他接过纸巾的手指有点僵硬，很不相信我居然会带他一起回家过年。

“对，去我家。”

他弯腰拿过一旁的抹布，把茶几上的水擦了，动作很慢，擦了一遍又一遍，像是不擦干净就没法进行下一个话题。

“章予风，你爸妈知道我吗？”他没有看我，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沉。

我愣了一下：“现在不知道，过年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要怎么介绍我？”他声音里的沉，浮动着，似乎在压抑着什么。

“朋友。同事。大学同学。随便怎么说。”我故作轻松。

他没有立刻回答。把抹布放在一边，靠在沙发上，仰着头看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水渍还在，暗黄色的，像一颗半圆不圆的月亮，有些突兀。他盯着那个印子看了很久。

“我不去。”他最终说。

“为什么？”我以为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但他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我也只能这样说。

“因为……”他顿了顿，“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父母。”

我拉过他的手，把抹布放在一旁：“你不需要面对他们。你只需要吃饭，喝酒，睡觉。跟在我后面就行。”

“跟在你后面？”

我坚定的告诉他；“对。跟在我后面。”

他转过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犹豫，有害怕，有一种像是在看悬崖对岸的表情——想过去，但不知道桥在哪里，不知道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

“你让我想想。”这次他没有一口回绝，他动摇了，在考虑事情的可行性。

“想多久？”我拉着他坐下来，有些期待。

“明天告诉你。”他坐直了身子，透着有种忸怩的坚持，

我笑了笑说：“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下楼找他。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让他跟我回家过年，意味着什么，我不是不清楚。我妈那个人，眼睛比X光还毒，什么东西都藏不住。

大学四年，工作三年，我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人回家，莫宁澜只要往那一站，她看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不是她有多敏感，是当妈的在某些事情上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你骗不了她。

但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这边。

大年三十，整栋楼的人都走了，楼道里空荡荡的，连声控灯都懒得亮。他一个人坐在那间堆满画纸的屋子里，没有热腾腾的自己做的饺子，没有人陪他看春晚，没有人在旁边说“你看这个小品好好笑”。

他落寞的站在窗户前面，看着别人家的烟花，一朵一朵地亮，一朵一朵地灭。那个画面我想过很多次，每次想到都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拧。

我不想让他再经历那种画面了。

第二天下午，他上来敲门。手里拿着一幅画，用报纸包着，看不出画的是什么。

“我想好了。”他说。

“去还是不去？”我像是在接受审判的人，等待着最终结果。

“去。但这个给你妈。”他把那幅画递过来，“你先别打开，到了再打开。”

“画的什么？”我眼尾的笑藏在镜框里，声音透着轻快。

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到了你就知道了。”

腊月二十八，两个人拖着行李箱上了火车。

火车是绿皮的，慢车，要开六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过道里也堆着蛇皮袋和拉杆箱。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橘子味和一种说不出的、属于长途列车的独特气味——像是铁锈、汗水和某种被时间捂久了的东西混在一起的味道。

莫宁澜靠窗坐，我坐他旁边。他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看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和村庄。冬天的北方是灰黄色的，树是秃的，地是荒的，远处的村庄像一块块灰色的补丁，贴在广袤的土地上。

“你小时候过年是什么样的？”他忽然问。

“放鞭炮，吃饺子，收压岁钱。你呢？”我看他看窗外熟悉的风景，心情有着说不出的好。

“差不多。”他说，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想更多的了解他：“差不多的‘差不多’，还是差不多的‘差很多’？”

他转过头看着我，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问了？”

“从认识你开始的时候。”我眼里的笑放大到了嘴角。

他没有接这句话。他把目光移回窗外，看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小时候过年，我妈会包一种特别小的饺子，一口一个，里面放一枚硬币，谁吃到了谁一年都有好运气。”

我饶有兴致的问：“你吃到过吗？”

“吃到过一次。那一年我爸还没下岗，家里的日子还好过。”他眼神飘向了远方，似乎在追寻嘴里说着的那时候的好日子。

停顿了一会，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看着他的侧脸，车窗外的光在他的脸上流动，一片一片的，像水面上碎了的阳光。他的表情很平静，但那种平静不是湖面的平静，是冰面的平静——底下有东西在流，只是轻易看不见。

我不敢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怕他难过。成年人的迫不得已总是那么难以启齿，没有必要戳破 。

我把手伸过去，放在他的手上面。他没有躲，也没有回握，就那么让我放着。他的手是凉的，和大学的时候一样。但这一次，我没有觉得那是一种需要被焐热的凉，而是觉得那是他本来的温度——他就是这样冷冷的，他不需要被改变，只需要被接受。

火车继续开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停了一会儿，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找不到座位，莫宁澜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她。他不说话，只是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扶着行李架，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身体随着火车的晃动轻轻摇摆。

某些人做好事不愿意开口，我只能笑着对女人说：“你坐。”

女人看着三十岁左右，有些不太好意思；“不用不用，我站一会儿就行。”

“坐吧，他站得住。”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