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把它们抽出来，信封已经蒙了一层薄灰，他用手抹了抹，看见邮戳上的日期，七月、八月、九月。

整整十封。

送信员又来了。

玛莎拿着信进来的时候，伊万叹了口气。

书房的门忽然开了。

路西法的家庭医生拎着药箱从楼梯上走下来。医生姓米哈伊洛夫，头发花白，在这座庄园里看了将近一年的病，说实话，他看不好这位年轻公爵的病。

路西法枪伤、刀伤、弹片伤全都愈合了，唯独心口那个洞，药箱里没有一剂药能填得上。

医生走到门厅穿大衣的时候，伊万送他出去，雪花扑在两人肩上。

"公爵今天怎么样？"伊万低声问。

米哈伊洛夫摇摇头，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一圈。"还是不肯吃东西。昨天那碗汤，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放在窗台上，结了一层油膜。你跟我说实话，伊万，他这样多久了？"

"一年。"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院子里落了满地的雪，乌鸦在光秃秃的白桦枝头缩着脖子。

他忽然说："你试着让他接触点新的东西吧。新鲜的、以前没碰过的。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旧日子里，旧日子会吃人的。"

伊万站在门廊下，雪花落在他的眉梢和肩膀上。他想起刚才那封刚到的信。

当天傍晚，伊万端着一杯热茶上了楼。他在路西法的卧室门外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静得像一具空棺材。他抬手敲了敲门。

"放门口吧。"路西法的声音传出来，沙哑，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伊万没有把托盘放下。他站在门外，犹豫了整整半分钟，然后开口："主人，有一封信。从柏林的‘圣心福利院’来的。"

门里没有声音。

伊万又说："好几个月了，一直寄来。那边的人好像很着急，写了十几封。"

又是沉默。伊万几乎打算转身走了——他后悔了，不该拿这种小事打扰公爵——门却忽然开了一条缝。

路西法站在门后面。

伊万看见他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

他还穿着那件旧睡袍，领口敞着，露出削瘦的、肋骨分明的胸膛。锁骨像两道凸起的棱线，皮肤苍白得近乎透明，被走廊里昏黄的光一照，能看见底下淡青色的血管。

他的头发长长了，金色的发丝垂到颧骨旁边，有些乱了，松散地搭在肩上。

"信呢？"他问。

伊万连忙把信递过去。

路西法用左手接了，他右手的袖管空荡荡地垂着。

他低头看信封上的字迹，伊万看见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娟秀的钢笔字上，忽然停住了。

他看了很久，久到走廊里的穿堂风把墙上的挂钟吹得晃了一下，他忽然把门推开，哑着嗓子说："把之前的，都拿上来。"

伊万转身下楼时，听见身后传来纸张被展开的窸窣声。他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堵了一年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点。

那个晚上，路西法卧室的灯亮了很久。

伊万送纸和笔上去的时候，看见路西法坐在书桌前——那张三个月没翻过页的书桌前——左手握着钢笔，面前的纸上已经写了好几行字。

灯光把他的侧脸照出一点暖色，照亮精雕细琢的眉眼。

伊万端着蜡烛凑近了一看，信封上写着柏林圣心福利院的地址，收件人的姓名那里，路西法停了停笔，然后写了一个字。

医生，阁下。

写完最后一个字母，路西法搁下笔，靠进椅背里。他闭了闭眼睛，窗外的雪还在落，把桦林的声音压得很轻很轻。

他终于说了这一年来最长的一句话："去寄。连夜去。"

伊万捧着信退出来，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路西法还坐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厚厚一沓从柏林寄来的信。

*

柏林的十一月，我收到了回信。

那天下着雨，冷雨把椴树的叶子都打落了，湿漉漉地粘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门房的老头从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厚厚的米黄色纸，封口压着火漆印。

我一愣，接过来时指尖都在发颤。

回到阁楼上，我把煤油灯拨亮，拆开信。信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克制的、旧式的考究。我凑到灯下看，笔迹遒劲有力，每一处转折都收得干净——

“尊敬的医生阁下：承蒙您数次来信，详尽告知圣心福利院诸事，深感愧怍。此等情状，全因我自战争以来久病缠身、疏于过问所致。阁下拳拳之心，爱护幼弱之义，令我感佩。今已知悉院中情弊，定当即日查办，不使善款辜负。尤盼阁下继续来信，凡院中大小情状，皆请据实以告。您是我在柏林唯一的眼睛。”

最后那句，让我的心轻轻一动。我把它折好，然后伏在桌上开始写回信。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远处拉着一把旧提琴。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频繁通信。

他的信每隔十天半月就来一封，厚厚实实的，拆开时那股纸张和墨水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开始仍只聊福利院的事——他果然派了人下来查账，克莱恩在一个雨夜被带走了，新来的院长是个寡言的白发妇人，孩子们碗里的土豆块一天比一天厚实。

我在信中告诉他这些变化，他回信说：“此皆阁下之功。孩子们若笑了，便是你替我做的功德。”

后来我们慢慢谈到了别的。

我第一次在信里说起战争——说起我如何从战场上退下来，独自回到祖国，夜里常常惊醒，手心都是汗。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我配不上现在平静的生活。

他的回信隔了整整十天，比往常都长。我展开信纸时，看见墨迹有几处洇开了，像是写着写着停了很久。

“逃避并非可耻之事。万物有承受的限度，人亦如此。阁下能从战场全身而退，保全一颗仍然柔软的心去照料孩童，已是了不起的功德。至于我——我曾犯过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欺骗过一个对我掏心掏肺的人。我本以为那是任务，后来发现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

窗外那棵椴树的影子投在墙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我拿着信纸，在灯下发了很久的呆。

我们就这样彼此安慰着。

我在信里写小时候家乡的杏花树，写母亲做的腌菜坛子，写柏林秋天满街的金黄色落叶。

他说起俄国无尽的雪原、冻得发蓝的湖泊、和战前在大学里教过的那些诗。

他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温暖，明明是凌厉的笔迹，却让我觉得很温暖。

他写：“我们这儿有一种说法，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像两条河。遇上了就汇在一起流，分开了就各走各的路。可有些河汇过了，就算分开了，水还是那一片水。”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落款只写一个字母：L。

我给他回信的时候，落款写的是：Y。

就这样，我们相互写信，持续了一整年。

来年初冬，柏林下了第一场薄雪。

我正给孩子们分发新棉衣，门房的老头小跑着过来，手里举着一个信封。

我接过来拆开时，一片干枯的椴树叶从信纸间滑落，薄薄的，脉络清晰得像一张地图。

我捡起来，凑近了闻，还有一点若有若无的、秋天的味道。

信纸上只有几句话，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慢慢靠在窗框上。

“蒙您一年的信函照拂，顽疾渐愈。我已决定不日亲赴柏林，一是为福利院诸事做一了结，二是——我想见您一面。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失去了一条手臂，失去了许多我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但这一年里，透过您的信，我仿佛重新看见了光。如果您愿意，到那一天，我们当面说说话可好？”

我把那片椴树叶夹进日记本里，然后伏在桌上写回信。

窗外的雪正无声地落着，院子里的老椴树光秃秃地站着，枝丫上积了一小撮一小撮的雪，白茸茸的，像谁撒了一把糖霜。

我几乎没犹豫，墨迹还没干透就封好了信。

我说，好。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