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柏林后，我在一家名叫圣心的福利院里工作。

说是福利院，其实不过是城郊一栋旧宅子改的，墙皮剥落，窗框朽烂，每逢下雨天，孩子们就抱着被褥挤到不漏水的那半边走廊去。

我来的时候正好是四月，院子里几棵老椴树发了新芽，嫩嫩的绿从枯枝里挣出来，看着倒叫人心里一软。

院长姓克莱恩，一个肥硕的中年男人，衬衫领口永远勒着一圈油汗。

他待我还算客气，大约是看我有正经医学校的文凭，能省下请大夫的工钱。

孩子们管他叫"克莱恩叔叔"，可每回他走过，那几个小的就缩着脖子往后退，眼睛里藏着一种过早学会的谨慎。

我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厨房每周领到的面粉、牛奶、肉罐头，到了孩子们碗里就只剩下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

最小的女孩叫安娜，五岁，瘦得像纸片人。

我悄悄替她看诊，摸了摸肋骨，皮下面是能数的清的骨骼轮廓。

我问她饿不饿，她点头，然后又摇头，说："叔叔说了，说饿的孩子没有糖吃。"

我心口像被人攥了一下。

福利院的资助人据说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外国贵族，从不露面。工作人员闲谈时说起他，说他是个瞎子，还少了一条胳膊，都是在战火里丢的。也有说他从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败了，躲在庄园里不见人。

说什么的都有，但没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只知道是个俄国的公爵。

有时我也在办公室里看见他签批的拨款文件，字迹很漂亮，笔锋瘦硬，像雪地上落下的松枝。

那些钱去了哪里，我渐渐看懂了。

克莱恩新换的那辆轿车停在后院，后座皮椅锃亮得照人影；账面上"修缮屋顶"的支出，恰好是他家厨房翻新的数目。

孩子们冬天只有一条薄毯子，克莱恩的壁炉却烧得整栋楼都暖和。

我想了很久，终于决定给这位资助人写信。

我说圣心福利院的孩子们目前的情况与您所资助的善款之间似乎存在不相符合之处，又说如果您方便，可以派人来院中实地看一看孩子们的伙食和住宿。

末尾我署了名，又加上一句：冒昧打扰，请您见谅。

信装进信封，贴了邮票，第二天一早投进了门房的邮筒里。

*

俄国，莫斯科郊外。

安德烈耶维奇庄园。

路西法把自己关在那间朝北的卧室里，已经是整整一年了。

伊万每天端着餐盘上楼，在门外站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一句"放门口吧"，才把托盘搁在矮桌上，然后退下。

有时候整盘食物原封不动地端回来，厨娘玛莎看着那些冷掉的肉汤和黑面包，用围裙擦了擦眼角，什么也不说。

路西法的早伤养好了，右手从肘部以下空荡荡的袖管也早就拆了线。

可有些东西比伤口更难愈合。

路西法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窗帘终日拉着，光线从厚缎子缝隙里挤进来一线，照在书桌上摊开的书页上。

他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面朝着墙，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伊万进去打扫时，看见过他的脸——

俊美的轮廓瘦得刀削一般，蓝色的眼睛像结了冰的湖，底下什么也映不出来。

那件俄军上校制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顶层，他再没有穿过。

从前这庄园里养着几十号仆人，笑声、说话声、刀叉碰撞的声响从餐厅一路传到花园里去。

如今只剩下伊万和玛莎两个人。玛莎在厨房里擀面包，擀面杖滚过面板的咕噜声，是整栋楼里唯一活着的动静。

路西法坐在那把扶手椅里，背对着门，肩胛骨从旧睡袍的布料下支棱出来，像两只折了翅的鸟。

他不说话，也不动。

窗外的蝉声一波一波地涌进来，拍在他身上，又退下去，像浪打在礁石上。

伊万有时候想，公爵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曾经的战友？想那场他赢了战役却输了自己的战争？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把自己沉进一种比睡眠更深的寂静里去？

伊万不知道。他跟了路西法二十多年，从他还是军校里那个挺拔明亮的少年就跟着，那时路西法骑马、读诗、下棋，笑起来眼睛里有光。

如今那光灭了，只剩下灰色的两潭死水，映不出任何东西。

“伊万先生，有您的信。”

“从哪来的？”

“从柏林来的，先生。”

看到信封上的“圣心福利院”几个字，伊万便明白，这封信是写给路西法的，而不是给他的。

他拿着信在门廊下站了一会儿。热风从白桦林那边涌过来，扑在脸上，带着草木蒸腾出来的苦气。他把信封翻过来又翻过去，指尖摩挲着纸面，薄薄的一层，里面大概只有一两页信纸。他想，这信是给公爵的。

可公爵已经一年没有拆过任何信件了。

书房里的信堆了满满一抽屉，有从前部队同僚寄来的慰问，有圣彼得堡旧友的问候，还有几封不知从哪里辗转来的、写着"盼复"的急件。

路西法一封也没拆过。

伊万每回把信放在他卧室门口，隔天去看，信封还躺在原处。

后来伊万便不再送了。他把信收进书房抽屉里，锁起来，免得公爵看见心里更烦。

伊万叹了口气。他把信夹进了书桌上那本未翻完的书里。

窗外蝉声忽然拔高了，拉成一根细长细长的线，刺破闷热的空气。

伊万拉了拉窗帘，把书房拢进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然后关上门，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那封信就在黑暗里躺着，无人读它。

*

柏林。

我每天经过门房都要问一句有没有回信。

门房的老头摇头摇了整整两个月，我寄出的信便如投进一口深井，连个水花也没听见。

而福利院的情形愈发坏了。

克莱恩换了一副金丝边的新眼镜，领口的油汗圈又大了一圈。孩子们喝汤时碗底的土豆块从两块变成了一块半。

安娜夜里咳嗽得更厉害了，我偷偷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半片黑面包泡软了喂她，她伸出小小的舌尖舔面包屑的样子让我想起春天刚破壳的雏鸟，又脆弱，又拼命想活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整个夏天和秋天，我又写了十封信。

有时候信里写得很细，写汉斯画了一幅画，说是"风把云吹散了，像我妈妈晾在绳子上的床单"——我想让那位看不见的资助人知道，这些孩子是活的，有诗，有梦，有饿得瘪瘪的肚子。

有时候我写在露台上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发现最小的三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

每封信我都仔仔细细地封好，贴上邮票，亲自投进门房的邮筒。

*

十一月的莫斯科，白桦林已经冻透了，枝条上凝着冰凌，风一过就叮叮当当地响。

伊万这天照例在书房擦拭书柜。

从前路西法最爱这间书房。

满墙的书从地板顶到天花板，里尔克、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书脊都被翻得起了毛边。书桌上常年摊着一本读到一半的诗集，旁边搁着银质的裁纸刀和墨水瓶。

如今书房和整座庄园一样，空落落的。书脊上落了灰，伊万用一块绒布慢慢擦过去，每本书拿起来拂一拂再放回去，这是他每天唯一能替主人做的一点体面事。

绒布拂过那些旧书的书脊时，他的动作忽然顿了一下，手指碰到一个硬硬的边角——那些柏林的来信还夹在原处，两个月了，没有人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