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词严谨。没有引申义。”

“嗯。没有。”他把那张频谱图放回桌上，拿起物理习题集翻到下一页，语气平淡，“所以接下来的研究课题就是——怎么让你的抑制剂认识雪松。”

“对。可能需要把你的原始频谱和现频谱做交叉分析，找到两种频谱的同源序列。如果能找到同源序列，就可以通过改造抑制剂来重新激活中和反应——理论上你的信息素还是能挡的，只是需要换个锁芯。”

“需要多少时间？”

“不知道。可能需要几周。可能需要几个月。爷爷的古方里有一味草——信息素中和草——每年产量就那么点，我之前做的抑制剂已经用掉了大半。如果要改良配方，可能需要更多的样本。还有，最好能用你的原始信息素样本做基准——就是你六岁还没被植入芯片之前的信息素频谱。陈姐给过我一份八年前的原始样本，但那是在腺体受伤之前提取的，浓度太低，不够做完整的交叉分析。如果能找到更高浓度的原始信息素样本，实验会快很多。”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我没预料到的话：“如果芯片取出来，我的信息素会不会恢复到松柏？”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芯片在体内十年了，十年的频谱修改会不会在移除芯片后自动复原，医学上没有先例。但我说：“不管你是雪松还是松柏，抑制剂都要能挡住你。不是不让你靠近——是让你在需要收着的时候，你不用那么辛苦地自己压。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但我需要你有选择权。你可以用信息素保护我，也可以把信息素收起来让我来。你想放的时候放，想收的时候收。不是被芯片控制着放，不是被抑制剂堵着收。”

他看着我，目光沉静。病房里只有空调暖风的低鸣和窗外远处模糊的车流声。然后他把手伸过来，轻轻地握住我放在桌上的手指。

“所以你在做的，不只是研究抑制剂。”

“嗯。”

“你在研究怎么给我选择权。”

“嗯。”

“那就做。不管多久。我等你。等这个课题结题了——”他把我的手翻过来，在我掌心放了一样东西。不是便签。是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图表。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息素浓度，上面画了两条曲线——一条雪松，一条松柏。在曲线的终点，两条线汇合了。旁边写着一行字，是他那种硬笔画字迹：“假设：芯片移除后，频谱可能从雪松回归松柏。无论结果如何，课题结束时，抑制剂能不能挡住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这件事——不是在对抗我，是在理解我。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东西。”

我低头看着那张手绘图表，手指轻轻抚过两条曲线交汇的那个点，喉咙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不是苦，不是甜，不是任何可以被信息素浓度量化的味道。他画这张图的时候一定用了尺子，每个坐标格都画得很整齐，每条曲线都标注了数据来源——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拆解成频谱、浓度、时间轴，然后交给我。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被研究，而是因为他信我。

“你什么时候画的？”

“昨晚。你不在，我睡不着。”

“所以你就画了频谱图？”

“做题做累了换换脑子。”

我看着那张图，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陆砚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芯片取出来，你的信息素真的变回松柏了——你会不会不习惯？你用了十年雪松，已经是它的主人了。突然回到另一种味道，可能会不熟悉。”

他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然后他说：“会不习惯。但如果是回到你抑制剂认识的那个味道——那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