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漱真正在校《勉女权歌》的清样。

七月的沪宁，暑气填满街头巷尾，裹得人满心烦躁。厚德里91号的木窗大敞，也没有一丝风进来。

京师到东京是三千里，东京到沪宁是两千里。对她来说，京师到沪宁是三年。

三年，海都走旧了。安稳却只需要一个月，一张书桌，满屋书稿，总是偷偷攀上指腹的油墨。

木楼梯响得急促，方漱真抬起头。

门“砰”一声打开了，是陈伯平带的小学徒沈时。

他脸上都是汗，嘴唇在抖，手里捏着一份电报。

“方先生，”他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夏先生、夏先生她……”

“怎么了？”方漱真站起身。

“被杀了。”沈时几乎是哭出来的。

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她抢过电报，是绍兴的同行拍来的，只有一行字：“锦今晨就义于轩亭口。”

编辑室褪成一片白。恍惚中她又站到两年前神田昏暗的小酒馆门口。

那个穿男装，坐在角落里喝酒的女士，上下打量她一眼，问“你就是方漱真？那个泼人茶的？”

“是我。”

那人只是笑了，拉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酒：“好。敢泼男人茶的女人，值得敬一杯。”

两人对了一杯清酒，一饮而尽。

方漱真不记得第一次喝酒的滋味了，但是记得她们聊的《世界十二女杰》、《革命军》、立宪、办报、女学……

最后夏锦说：“我们做两件事。一件是救国，一件是救女人。但这两件事也是一回事——国不救，女人永远站不起来；女人不站起来，国也救不了。”

方漱真还记着这句话，但是说话的这个人，就这样没了吗？

手里的电报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

“第三期……”沈时站在门口，怯怯地说，“还出吗？”

方漱真转头看向桌上的样稿，推开窗户。北四川路上人来人往，黄包车叮叮当当跑过，买菜的、赶路的、哄孩子的，一切都跟平常一样。

“出，一定会出的。”

太阳落了又起。

方漱真还坐在桌前。煤油灯没有亮过，只有那句“还出吗”在屋内荡了一夜，找不到出口。

窗纸上透进来一层灰白的光，落在桌上那份还没校完的样稿。铅字反着微弱的光，一个一个，清清楚楚。

两天后，陈伯平从杭州回来。脸色灰败，胡子没刮，眼睛布满了血丝。放下包袱，第一句话就是：“徐先生也死了。”

两人坐在编辑部里，对着一堆稿纸，沉默了很久。

“第三期，怎么出？”方漱真问。

“怎么出？”陈伯平的声音不高，但一个字一个字往地上砸，“正常出。”

“夏先生的东西全删了？”

“不删。”他盯着那篇《勉女权歌》，“一个字都不删。原样付印。”

方漱真看向陈伯平，陈伯平的眼睛却不知看到哪里去了，仿佛很远。

“这是她最后一期。”他说，“也是我们最后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