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了呢？”

“可能会在院子里玩吧。”

“那我去找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依然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不是“我想去找你”，不是“我可以去找你吗”，而是“那我去找你”。

好像这是已经被决定好的事情，他只是在通知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点了点头。

然后我跑下楼，跟妈妈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里握着那颗子弹模型，翻来覆去地看。7.62毫米 NATO弹。有效射程800米，最大射程3700米。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它们很美。

就像那个男孩的眼睛。

就像他藏在平淡语气底下的、那一秒的、琥珀色的光。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树枝在地上画画，画一只猫——一只长得很丑的猫，因为它头太大，身体太小，尾巴像一根弯曲的蚯蚓。我画得正认真的时候，一道影子落在我面前的地面上。

“你画的是什么？”

我抬起头。斯坦利站在栅栏边上，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两块饼干。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和一条深蓝色的短裤，金色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整个人还是干净得像刚从包装盒里拿出来的。

“猫。”我说，“看不出来吗？”

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坨奇怪的图形。

“看不出来。”

“那你画一个给我看。”

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我以为他会画一只猫，或者至少画一只像猫的动物。但他在我那条弯弯扭扭的蚯蚓尾巴旁边画了一个圆，在圆里画了一个十字准星。

“这是什么？”我问。

“狙击镜的视野。”他说，“十字准星的中心是目标。”

“你的意思是我的猫长得像狙击目标？”

“我没有说你的猫长得像狙击目标。”

“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

他沉默了一下。“你的猫，”他斟酌着用词，“有自己的风格。”

我被他逗笑了。八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讽刺”，但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很好笑——不是好笑的那种好笑，而是那种“这个人明明是个小孩却假装自己是个大人”的好笑。

“你几岁了？”我问。

“八岁。”

“比我大三岁。你是几月生的？”

“九月一号。”

“我是年底生的！”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斯坦利，你是我的朋友了吗？”

他又愣了一下。那个表情再次出现了——不是犹豫，更像是在计算。他在计算一个八岁男孩应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计算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

“大概是吧。”他说。

“大概？”

“嗯。大概。”

“那你为什么不笑？”

他看着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阳光下显得更浅了，像两枚抛光的金币。

“我没有不笑。”他说。

“你也没有笑。”

他再次沉默。然后他的嘴角微微动了动——不是笑，但也不是不笑。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未经训练的表情。像一个刚学会使用面部肌肉的人在试图表达一种他不太熟悉的情感。

“这样行了吗？”他问。

我想说“不行，你看起来像个机器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口。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笨拙的、不熟练的、甚至有些别扭的表情，比任何完美的笑容都更珍贵。

“行了。”我说，然后伸手拿起他盘子里的饼干，咬了一大口。

巧克力碎在嘴里化开，甜甜的，还有一点点苦。

“饼干很好吃，”我说，“是你妈妈做的吗？”

“是我自己做的。”

“你才八岁就会做饼干？”

“配方很简单。面粉、黄油、糖、巧克力碎。按比例混合，烤箱180度烤十二分钟。”

你听听，一个八岁的孩子说“按比例混合”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我后来才知道，斯坦利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工程师，这个家庭的一切都是被量化和优化的——包括人际关系。但至少在那一刻，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后院里，那块巧克力碎饼干的甜味盖过了一切。

“斯坦利，”我叫他的名字，还想多叫几遍，“斯坦利斯奈德。”

“斯奈德是姓。”

“那我可以叫你斯坦吗？”

他又停止了。

这次沉默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我以为他不喜欢这个昵称，正准备道歉——虽然五岁的我并不太会道歉，大概会说“对不起嘛但是我真的很想叫你斯坦”——的时候，他低声说了一个字。

“好。”

他说“好”的时候，眼睛看向了别处。

但他的手，那只握着树枝的手，在地上那个狙击镜视野的圆心位置，轻轻点了一下。

仿佛在瞄准。

仿佛在确认。

仿佛在说：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