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俞栖迟起得很早。

窗外的光线还没有变成金色，露水还挂在每一片叶子上。她穿上衣服，轻轻推开门，走了出去。

教堂在银溪镇的东边，沿着溪边走大约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栋小型的、石头砌的建筑，墙面上爬满了常春藤，钟楼的尖顶上有一个铸铁的十字架，在晨光中像一根细细的、黑色的针。

教堂的门没有锁，也从来没有锁过。俞栖迟推开门，木门在石门槛上刮了一下，发出低沉悠长的叹息。教堂里面很暗，只有几束光从彩色玻璃窗射进来，落在木质长椅的椅背上，像一小片一小片发光的、凝固的颜料。

阿尔贝特老人正在前排的长椅上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动着，在念着什么。他没有回头看她，但他在她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来了。”

俞栖迟在他身后两排的长椅上坐下来，膝盖抵着前面的椅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她闭上眼睛，不知道该祷告什么，因为她确定自己不信。但她还是闭上了眼睛。

阳光从彩色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俞栖迟的肩膀上。她坐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阿尔贝特低沉的、几乎听不清的念诵声，听着教堂外面银溪流淌的水声，听着远处不知道谁家的公鸡在打鸣——不是弗里茨，弗里茨的四点半已经过了。

俞栖迟在教堂里坐了大约五分钟，或者一刻钟？她在教堂里从来不看表。当俞栖迟睁开眼睛的时候，阿尔贝特已经不在前排了，教堂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和那些彩色的光斑，和那些被几百年的祈祷浸透了的石墙，和只有在空旷的、古老的、被人使用过很久的建筑里才能闻到的时间本身的味道。

俞栖迟站起来，她抛下空荡荡的教堂里，推开门，走了出去。

在淡金色的光中，教堂院子里老椴树树冠的阴影，在晨光中被拉得很长。俞栖迟走出教堂的院门，沿着溪岸往回走。教堂在银溪镇的东边，那里是最安静的地方，安静到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往西走，声音才和溪水一起漫来。

克劳德骑着他那辆军绿色的摩托车，从溪岸的另一头驶过来，车后座的两个帆布袋子已经瘪了，皱巴巴地贴在车。他看到俞栖迟，减了速，摩托车在土路上晃晃悠悠地停下来，发动机没有熄火，“突突突”地响着。

克劳德摘下头盔，露出一张被风吹得粗糙的、红扑扑的脸，嘴角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

“嘿，”克劳德说，声音被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盖了一半，但听得出在笑，“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昨晚，”俞栖迟说，“昨天的火车。”

克劳德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橡皮筋扎着的一小沓明信片，今年的新款，银溪镇主题的，有银溪的月光、有教堂的晨雾、有收割后的麦田上那棵孤零零的老橡树。他把明信片递给她。

“今年新出的，”克劳德说，“给你留了一份。”他的语气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俞栖迟接过明信片，翻了两张，看到那张银溪的月光。

“谢谢，”俞栖迟说。

克劳德把头盔重新戴上，拉起面罩之前补了一句：“要寄的话，放门口信箱里就行，我每天来收。”

然后他松开刹车，摩托车猛地往前一蹿，驶上了通往下一个镇子的土路，留下一串“突突突”的尾音和一股淡淡的、混合了汽油和清晨露水的气味。

溪边，一个俞栖迟有些熟悉但记不起名字的女人蹲在溪岸的石阶上洗菜，一把一把地浸进水里，沙土在水里散开。她洗得很慢，更像是在享受溪水的凉意和手指在水里划动的触感。她看到俞栖迟，抬起头，露出一张被太阳晒成浅棕色的脸。

“早。”俞栖迟说。

“早，”她说，然后继续洗，一边洗一边哼起了歌。那首歌没有名字，没有调子——或者说有调子，但调子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滑到一个奇怪的音上然后又滑回来。她哼得很认真，很享受，这首歌是唱给自己听的。

再往前走一小段，拖拉机的声音开始从远处传过来，但已经不是清晨那种此起彼伏的合奏了。最忙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该下地的拖拉机都已经下了地，现在留在镇子附近的只剩下几台在转运谷物的，它们的轰鸣声变成了一种更松弛的、带着一点疲惫的叹息。

摊谷子的声音从晒谷场那边传过来，竹耙子在水泥地上拖动的“唰——唰——”声，一下一下，不急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