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九章盛夏

七月的京城，热得像蒸笼。甜水巷的老槐树倒是精神得很，枝叶繁茂得能遮住半条巷子，树荫洒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大片凉。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嘶嘶的，像是要把整个夏天的力气都在今天叫完。学生们在讲堂里上课，门窗大敞，穿堂风呼呼地吹，但吹不散那股闷热。有人偷偷用书本扇风，沈昭宁看到了，没有说——她自己也热。

课间休息的时候，白薇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讲堂。“先生，周嬷嬷煮的，冰过了。”沈昭宁接过来喝了一口，凉丝丝的，甜度刚好，绿豆煮得软烂，沙沙的。

“给巧儿送一碗去。”白薇点了点头，端着一碗绿豆汤去了宿舍。巧儿坐在床上，腿搁在枕头上——最近练走路练得狠了，膝盖有些肿。白薇蹲在床边，把绿豆汤递给她，看着她喝。

“白薇姐姐，我什么时候能跑？”巧儿问。

白薇想了想。“明年。”

“明年什么时候？”

“明年这个时候。”

巧儿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腿。那双腿还是细，但比刚来的时候粗了一圈，有了一点肌肉的轮廓，摸上去不再是骨头。“那我明年这个时候，要跑到石榴树下。”她抬起头，“摘石榴给先生吃。”

白薇笑了。她笑得不多，但每次笑都很好看。

七月中旬，学堂来了一个新学生。姓郑，叫郑秀。名字秀气，人却不秀气——二十五岁，高高壮壮的，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整条巷子都能听见。她是京城一个屠户的女儿，从小跟着父亲杀猪卖肉，练了一身力气。来学堂学医，是因为她娘病了，看了好多大夫看不好，沈昭宁给看好了，她觉得大夫这行比杀猪有前途。

沈昭宁问她：“你认识字吗？”

“认识。”郑秀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三字经》，翻开来，“我爹让我念的。不多，几百个。”

沈昭宁点了点头。“从今天起，你就是学堂的学生了。”

郑秀给沈昭宁鞠了一躬，差点没把腰闪着。沈昭华在旁边看着，嘴角弯了一下。

七月下旬，秦牧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年轻将领，二十出头，面容清秀但眉宇间有一股凛然之气，身板挺得笔直，一看就是行伍出身。

“这是周顺。”秦牧介绍他。“周虎的儿子。”

沈昭宁看着他。周虎——那个把她推下悬崖的人，那个在周家密室里被囚禁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那个写了供状、指证了周淑仪的人。他已经被流放了，流放三千里，去了最北边的地方。他的儿子周顺，在北境军中，是秦牧的亲兵。

“沈大夫，我爹的事，对不起。”周顺跪在她面前，磕了三个头，额头抵在青石板地面上，磕得咚咚响。

沈昭宁没有扶他，看着那个低垂的、年轻的、愧疚的头颅。“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他做的事，不用你来道歉。”

周顺抬起头，眼眶红了。“沈大夫，我替我爹赎罪。”

“不用赎。”沈昭宁说，“你没有罪。你在北境杀敌，保家卫国，你不但没有罪，还有功。你爹犯的错，不用你来背。”

周顺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把头埋得很低，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个孩子。

八月，沈昭宁收到了韩璋的信。

信里说，北境的军粮到了。一千石，不多，但够吃到十月。百姓们知道是京城的富商捐的，在县衙门口立了一块碑，把捐粮的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赵员外、钱掌柜、孙皇亲、李国戚——每一个名字都在上面，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信的最后写着一句话：“沈大夫，你说过，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韩某在北境种了一棵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大，但韩某会等。”

沈昭宁把信折好，收进抽屉里，坐在桌前沉默了很久。

窗外，石榴熟了。红彤彤的，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有些已经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籽。巧儿坐在轮椅上，仰着头看那些石榴，看了一会儿，摇着轮椅去找白薇。“白薇姐姐，石榴熟了。我想摘一个给先生。”

白薇看了看石榴树，又看了看巧儿的腿，又看了看石榴树。“你等着。”

她爬上树，摘了一个最大的，递给巧儿。巧儿捧着石榴，摇着轮椅去讲堂，沈昭宁正在讲课。巧儿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课间休息了，摇着轮椅进去。“先生，石榴。给您。”

沈昭宁看着她手里的石榴，红彤彤的，裂开了一道口子，能看到里面红宝石一样的籽。“你摘的？”

“白薇姐姐摘的。我让她摘的。我说要摘给先生吃。”巧儿的声音细细的，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沈昭宁接过石榴，掰开，抠出几粒放进嘴里。甜。很甜。“好吃。”她说。

巧儿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

九月初，学堂开学一周年了。

一年前，沈昭宁站在讲堂里，面前是五十三张陌生的面孔。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迷茫，有人坚定，有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一年后，五十三个人走了两个——一个钱桂花，回家照顾生病的娘；一个刘巧，被家里人带走了，走的那天哭得眼睛都肿了，说一定会回来，沈昭宁等着她回来。剩下五十一个人，都在。

沈昭宁站在讲台上，看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