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表面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莫易按时上课，完成作业，在邬齐的陪伴下去看心理医生。他吃医生开的药，在咨询室里用平静的语气叙述戈壁滩的日子，偶尔还会笑一下，说“其实也没那么糟”。晚上他睡在邬齐怀里，不惊不醒，呼吸均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有人都以为他在好转。邬齐的母亲给他织了毛衣，姑姑常送炖汤来，邬念每周都拉他拼乐高。别墅里总是暖的，食物总是热的，拥抱总是随时可以索取——只要他勾勾手指，或者只是垂下眼睛。

但莫易知道，有什么东西坏了。不是碎了，是坏了，像一台精密仪器内部进了沙，每运转一次就磨损一次，发出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刺耳噪音。

那沙砾是戈壁的风带来的。不，是莫建军的声音带来的。那个板房里，在账本和计算器的间隙，在殴打和辱骂的间隙，那个男人酒后吐出的真言，像一把生锈的刀，反复割开已经结痂的伤口。

“你以为你妈多干净？”莫建军当时叼着烟，眼睛浑浊，“结婚第二年就给我戴绿帽。我为什么找女人？是她先对不起我！”

莫易蹲在地上核对砂石数目，铅笔尖“啪”地断了。

莫建军灌了口酒，笑得狰狞，“她单位领导，客户，甚至楼下便利店老板...她就是个婊子。”

窗外戈壁的风呼啸而过，像无数亡灵在哭。

“我为什么拿她钱？那是我的精神损失费！”莫建军拍桌子，“她活该！她自杀？那是她心虚！她没脸见人！”

莫易的手指抠进掌心，渗出血，混进砂石的粉尘里。

但这些都不是最痛的。

最痛的是莫建军输光了邬齐打来的最后一笔钱，醉醺醺地踹开板房的门。他盯着莫易，突然笑了，笑得毛骨悚然：“你知道你妈死前最后见的人是谁吗？”

莫易抬起头，心脏停跳了一拍。

“是我。”莫建军凑近，酒气喷在他脸上，“我去找她要钱，她说没有了，全给你交学费了。我说你儿子是个同性恋，跟个男人搞在一起，恶心。”

莫易的呼吸停止了。

“她当时什么表情你知道吗？”莫建军模仿着，眼睛瞪大，嘴张开，“像被人捅了一刀。然后她笑了，说‘那也好，至少他不会像我一样，被男人骗一辈子’。”

板房里的灯泡在风里摇晃，影子在墙上扭曲。

“我走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笑。”莫建军躺回床上，声音渐渐模糊，“笑个不停...像个疯子...”

那天晚上，莫易在戈壁滩的寒夜里坐了一整夜。风像刀子割在脸上，但他感觉不到冷。他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家里，笑着，笑着，然后拿起那根绳子。

原来最后推她一把的，不是他的性取向，而是莫建军用这个事实捅出的最后一刀。

而她死前想的竟然是：那也好，至少儿子不会像我一样。

“啊——”

回到北京后的第三个月，凌晨三点，莫易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冷汗。

“怎么了？”邬齐立刻醒了，打开床头灯。

莫易没说话，只是剧烈喘息，眼睛盯着虚空中的某个点。他在看那个画面——母亲笑着的画面。那笑容在记忆里扭曲、放大，变成嘲弄，变成怜悯，变成一句无声的“你也是，你也会被男人骗”。

“莫易。”邬齐抱住他，手心贴着他汗湿的后背，“做噩梦了？”

莫易推开他，冲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干呕。什么都没吐出来，只有胆汁的苦味灼烧喉咙。他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泼脸，抬头时在镜子里看见一张陌生的脸——苍白，眼睛深陷，嘴角下垂。

像母亲最后那张照片上的表情。

“别看。”邬齐跟进来，从背后抱住他，挡住镜子，“别看。”

莫易靠在他怀里，身体还在抖。他闭上眼睛，但那个画面还在——母亲笑着，莫建军狞笑着，两个笑容重叠，变成一张巨大的、吞噬一切的网。

第二天，他照常去上课。坐在教室里，教授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传来。笔记本上，他无意识地画着同一个图形：一个圆圈，里面套着另一个圆圈，像绞索，像瞳孔，像无尽循环的噩梦。

课间，同学聊天，有人说起清明节扫墓的计划。莫易突然站起来，撞翻了椅子。

“对不起。”他低声说，冲出教室。

在洗手间的隔间里，他背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戈壁的风声又在耳边响起来，夹杂着莫建军的声音：“她就是个婊子...她活该...她没脸见人...”

还有母亲最后的话：“那也好，至少他不会像我一样。”

“不会像我一样。”莫易喃喃重复，把脸埋进膝盖。

但他真的不会吗？他现在住在邬齐的别墅里，用邬齐的钱，靠邬齐的家庭解决麻烦——和他母亲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母亲找了很多男人，而他只找一个。只不过他母亲要钱，他要的是爱。但本质上，都是依附，都是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然后祈祷对方不会变成莫建军。

洗手间的门被敲响：“莫易？你没事吧？”

是同学的声音。莫易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冲水，开门，洗手，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没事，”他对关心的同学说，“有点低血糖。”

那天晚上，邬齐做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莫易安静地吃，偶尔抬头笑一下，说“好吃”。饭后，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影，邬齐搂着他，手轻轻拍他的肩，像拍婴儿。

电影里，主角说：“我爱你，无论如何。”